建筑与时代

　　城市建筑美学

　　谭元亨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西方建筑发生了众多的变换。哥特式风格，曾以其尖顶、拱门、巨大的窗户、石拱天花板、飞扶壁等形式，令信众油然产生崇高感。巴黎圣母院，被视为

哥特式建筑的里程碑。虽然也有人认为这种建筑形式，与德国森林中的云杉、山毛榉的形态相近，但却不会有人说哥特式建筑正是源于及再现了植物的形态，这理所当然是对上帝的亵渎。毕竟，努力向上的尖顶，是为了尽可能地表达对上帝的亲近，去接触上帝的脸颊，这自然与植物的生长不一样。其实，在中国，道教的道观，大都是在山脊上，尽可能接近天空，其用意也是在于羽化登仙，在那里，升天就容易得多，便捷得多了。

　　走出中世纪后，哥特式建筑也就被历史定格在那个神的时代了——历史哲学家维科把人类的演进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与人的时代。而在“英雄的时代”那样一个出巨人的时代，人体比例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比例分割，所以文艺复兴的建筑，多以此为圭臬，先是复兴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风格，用圆拱顶及古典支柱，取代了哥特式的尖顶与尖拱门，有的国家更出现了青睐古典风格的潮流，及至17世纪，巴洛克的风格产生了，它以弯曲多变的线条、丰富多彩的材料，错综复杂的形状，乃至富于戏剧色彩的光线处理，引发了又一轮的建筑大潮，并影响了几个世纪。可以说，这种风格与英雄时代是一致的，华丽，甚至于奢华、炫目，表现了贵族的时尚，“神”不得已退隐在后，唯美主义也风行起来了。

　　写到这里时，令我不自觉地联想到了我国大教育家，也是近代著名的美学家蔡元培针对中国现状于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的题为《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在之后几十年间，他反复论证了美育是如何渐受哲学、科学的影响，而渐渐独立出来，今后，更会以独立的美育，取宗教而代之。他在论证中，也引用了不少建筑为例子，如“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祠、罗马之剧场，瞻望赏叹者若干人，且历若干年，而价值如故。”

　　我之所以引用他这一观点，并不等于说，前文追述西方近代建筑的历史演进，是以美育取代了宗教，或说美取代了宗教，毕竟西方的宗教至今也未被取代，只是政教分离罢了。不过，从哥特式到巴洛克风格，的确是由神到英雄时代的演进中的建筑，由神的崇高，到世俗的华美，多少也包含有美在建筑中渐渐占据了神或宗教的主导地位。

　　当然，蔡元培只是针对中国而言的。平心而论，中国一直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子不语怪、力、乱、神”，决定了中国在宗教问题上的历史态度。道教的世俗性不说了，佛教也因禅宗，从天国回到了现实，“平常心是佛”，所以，蔡元培的观点，也就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响应。其实，佛塔传入中国，本就是宗教建筑，可现在遍布神州各地的风水塔、文笔塔之类，却已经没有了多少宗教的意味，只是成为一道绚丽的人文景观，其“功能”，可以说大都止之于美而非别的什么了。

　　当然，美并不排斥崇高，崇高感也是美的一种，西方的美学家，还把崇高感划分为宗教的与美的两种。可见，以美来取代宗教情感，多少也是有理据的。那么，在我们这个无神论传统已经很久远的国家，就更有理由在建筑之美上有所建树，有所突破，从而去实现“人的时代”——沿袭维科的分期吧，而不一定去重复人家的“英雄时代”，还去搞那么多的“英雄主义”的建筑，诸如某地所称的非驴非马的“白宫加天安门”的市府大楼。

　　其实，西方也已经渐渐步出“英雄时代”。无论是工业时代建筑、现代主义建筑乃至高技派，其遵循的已不再是宗教或贵族的原则了，美才是一致的选择或皈依。回顾这一历程，对中国建筑师们，当不无裨益，当赢得更多的自由创作的空间。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