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昌浮沉录(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27日09:24 桂龙新闻网

　　资料图：2003年7月，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接受记者采访(图片

　　国际在线消息：从1月17日四川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许可对省第十届人大代表李达昌涉嫌滥用职权犯罪采取强制措施的报告》(本报1月18日1版报道)至今，已有8天。有关这位四川省原副省长的议论不绝。他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曾经是不恋权位、卸官从教的正面典型，如今则变成干了坏事后想往后闪，终究难逃法网的反面教材。

　　事发“中川国际”挪用1000万美元

　　“中川国际”是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拥有两个全国第一的记录：全国第一家省级外经公司和全国第一家上市外经贸公司。目前，官方介绍的李达昌涉嫌犯罪事实，与“中川国际”紧密相关。

　　1997年，财政部调拨1亿元人民币专款给中国进出口银行，由该行向“中川国际”提供1000万美元的5年期专项贷款。财政部明确要求，这笔资金用于解决乌干达欧文电站赔偿风险准备金。时任副省长的李达昌，不顾四川省政府向财政部作出的不动用该项资金的承诺，利用手中职权，多次批准挪用，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乌干达欧文电站扩建工程，是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对乌干达投资的项目，装机容量20万千瓦，1号合同额6887万美元，工期5年。1993年11月5日，“中川国际”与业主乌干达电业局签约。1994年1月，该项目正式破土动工。

　　“中川国际”在1996年的年度报告中说，电站施工过程中，虽然公司采取了各种措施，特别是1996年2月向乌干达有关领导人就施工中的困难和合同本身的严重缺陷作了详细汇报，向世界银行副行长等官员作了多次汇报。但因标价过低、合同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周转资金不足等原因，加之业主代表及监工多次制造障碍，导致该公司被终止合同关系。

　　为此，该公司当年亏损额高达8300多万元，上市股票每股收益为-0.76元。同时，该公司在国际市场的信誉受到严重冲击，工程业务极度萎缩，长时间没有新项目。此外，该公司国内市场投资也出现严重问题。

　　当时，由于乌干达方面要追究“中川国际”的责任，并要求赔偿。为此，“中川国际”申请了5年期1000万美元的专项贷款，由四川省财政厅提供担保，以备赔偿之用。

　　1999年，经与乌方多次协商，双方在成都签订谅解备忘录，把纠纷的解决限定在一个良性范围内，即双方互不追索，并合作探讨新的商业能源项目。

　　赔偿虽然免了，但欧文电站危机之后的“中川国际”则暴露出经营不善的本来面目：负债累累，大量逾期银行贷款无力偿还，更不用说偿还这还没到期的1000万美元贷款了。

　　后在省政府支持下，该公司进行重组。1999年，“中川国际”引入深圳通富达公司作为“中川国际”第一大股东，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成为第二大股东。但重组后的“中川国际”仍然亏损，一直不能偿还这笔贷款。

　　2002年还款期限已到。根据“财政部关于中川国际公司乌干达欧文电站善后工作外汇贷款处理意见的函”，该贷款还款时间延长到2005年2月20日，这期间不计利息。

　　就在“中川国际”苦苦挣扎时，李达昌开始为卸任后的任教工作做准备。2001年，他打报告要求不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而回母校西南财经大学教书。三次递交报告后，他于2003年底如愿以偿。

　　同时，他与“中川国际”的故事还在继续。2004年6月19日，沦为ST股的“中川国际”发布公告，持有该公司51.12%公司股权的深圳通富达公司在新组建的管理团队中出局。这使得“中川国际”出现了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极为罕见的局面———大股东所持股权的份额与管理权的归属完全脱离。

　　接任“中川国际”要职的几位高层管理者，几乎清一色来自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其中半数以上均是该公司副总经理级人物。“公司管理层的彻底换班至少给人一种感觉，四川方面可能要利用这次机会重新收拾‘中川国际’的局面。”一位证券人士说。不久，就传出李达昌接受调查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

　　仕途顺畅的学者型官员

　　1958年，15岁的李达昌到成都铁路学校上中专。两年后，作为教师培养对象，抽调到学校语文教研组当见习教师。1960年，他考入西南财经学院(现为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一位曾经教过他的老教师说，在班里，李达昌年龄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也最好。

　　李达昌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的校长叫刘洪康，对他的影响颇大。“文革”期间，学校停办，不少教职工目睹学校破败、凋零的状况都心灰意冷，人心思走。1972年初，一位朋友帮李达昌联系好到内燃机车制造厂工作。李达昌为此去征询刘校长的意见。

　　刘校长表示不同意，对李达昌说：“你的本行是理论。你到工厂去，势必丢了专业，这一点你想到没有？年轻人，把眼光放远一点……”其实，李达昌也不愿改行，因为到工厂去发挥不了专长。于是，他留下来，协助省委党校办干部读书班。

　　1978年秋，李达昌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生。赴京求学之前，他到刘校长家辞行。刘校长临别赠言很简短，主要是希望他珍惜研究生的学习机会，多学知识。当时正值“文革”动乱结束，母校正式复课，师资紧缺，刘校长叮嘱他不要忘记学成归来为学校出力。李达昌在京学习期间，刘校长还曾两次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看他。

　　李达昌走上仕途，是在1984年。据他本人回忆说，当年秋天，组织上考虑调他到实际工作岗位上去担负一定的领导责任。当时，他很犹豫，一方面觉得去干实际经济工作的机会很好，一方面又留恋所学专业，不愿意丢掉理论。李再次去征求刘校长的意见。没料到，刘校长直截了当地要他听从组织安排，“出去好好干一场”，并用了8个字来概括对李的希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李达昌的一位校友告诉记者，李走上仕途，还与四川省一些领导的青睐有关。经历了“文革”磨难的四川，百废待兴，非常需要搞经济建设的人才。李达昌拥有当时少有的经济学硕士文凭，本人又十分勤奋，于是被相中，以讲师的身份直接到德阳市担任副市长。

　　此后，李达昌的官做得非常顺。1996年，四川省人代会要补选一位副省长，时任财政厅厅长的李达昌以高票当选。现任省人大常委张世昌告诉记者，那次选举，很多代表都觉得李达昌是专家型人才，把财政厅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向省人大汇报的账目十分清楚。

　　官位在升，学术身份也在提升

　　虽然长期做官，但是李达昌曾表白说：我是一介书生。据李达昌的校友告诉记者，李达昌刚当上副市长不久，这位校友就在中国社科院的学术刊物上，看见李撰写的关于经济周期的论文。他当时十分惊讶，没想到李达昌能够在公务之余，把学术性很强的题目做好。

　　与母校西南财经大学，李达昌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1987年，他被评为副教授，1992年被评为教授，2002年下半年又增加了博士生导师的头衔。他曾参加学校的学生科研讨论会，对每一个发言的学生亲自点评，显示出了自己的学术修养和热情，一时传为佳话。但西南财经大学一位教师告诉记者，李达昌实际是兼职教授，因为他的人事关系不在学校，教的课也比较少。

　　与授课相比，他的科研成果是比较多的。他撰写论文、论著、译文，主编或参与编写的作品达数百万字，独立或合作完成科研项目180余项，并荣获全国财政理论研究特别奖、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一等奖、四川省财政学会研究成果二等奖等多项荣誉。

　　四川省财政厅的一位干部对李达昌评价说，因为他在任财政厅厅长期间，鼓励财政厅干部继续学习深造，经他穿针引线，实现了财政厅和西南财经大学联合办学，并设立了优秀青年教师奖励基金和优秀学生奖励基金。一些青年干部得到培养。

　　在学术之外，李达昌对于文学也有爱好，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并有一些诗文发表。他曾表示，在政府机关干了这么多年，阅历颇丰，感受很深。这些都列入了他的写作计划。

　　李达昌干的另一件比较有文化味的事情，是对成都龙泉客家文化的建设和研究。2000年，四川省社科院的专家提出，成都有丰富的客家文化，在招商引资、对外开发中，可以打“客家牌”。当时分管招商引资的李达昌非常感兴趣，组织人力对成都的客家文化进行了调查研究以后，牵头修复了江西、湖广会馆和客家博物馆。记者曾在周末去看过，会馆古色古香，提供客家风格的餐饮，介绍客家历史渊源，市民喜欢在此喝茶、谈天。对盐亭县螺祖圣迹的发掘和利用，对内江张大千纪念馆和民间创办的一家抗战博物馆的兴办，他都有所贡献。

　　栽倒在“生命驿站”

　　2004年，李达昌卸任副省长之职，重拾教鞭。一些媒体前来采访，他还当场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生命的驿站》：

　　沧海桑田，光阴似箭，从政19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往事如烟，感慨连连，难忘的人生之旅，灿烂的人生光环；多少酸甜苦辣，奔涌心间，最珍贵的年华，我向家乡奉献；笑傲人生，心地坦然，面对这一次转折，我只能实践诺言；人民选我为官，干完回到民众中间，来去无牵无挂，成败历史自有评判；绝不是“功成身退”，距成功还很遥远，更不是“见好就收”，我还要继续奋战；为了我的理想，至少再勤奋10年，没有更多的祈求，只望自己能支配时间；这样的选择，这样的人生观，我终生追求境界，爱我所爱无怨；前面是新的征程，脚下是新的起点，自信青春永驻，呵，我的生命的驿站。

　　据说，他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很多设计，如：

　　——这些年公务繁忙，许多好书顾不上阅读，书房里早已积存了一大堆。从此以后，可以相对安静地坐下来看些自己所喜爱的书了。

　　——回到教师的队伍，尽其所能，专心致志地辅导几名研究生。

　　——我还是有名的体育爱好者，“超级球迷”的名声比副省长的名气还大。体育早已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当官一时荣，文章千古事”，李达昌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表白自己。他的学养、他的书卷气、他的谦和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一位有外贸业务的企业家说，李达昌有时会带领他们参加广交会等，说话办事很利落，看问题能抓住要害，对企业家也很关心，没想到他会出事，人真是说不清楚。

　　四川省人大常委张世昌认为，说不清楚的背后，是官员监管制度存在着缺陷，让人们无法看清楚官员的真实面目，所以才会有说不清楚的感慨。

　　他举例说，李达昌几次签字，就可以批准挪用1000万美元，这种权力太大，况且，这钱是省财政担保借来的。省人大应当知晓和监督它的使用，但实际上毫不知情，直到李达昌出事，才晓得有这笔钱。财政运行的不公开、不细化，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最终也害了当事人自己。记者闵捷

　　李达昌简历

　　李达昌生于1943年。1958年，15岁的李达昌到成都铁路学校上中专，22岁毕业于西南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当过13年教师，后在中国社科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4年，李达昌走上仕途，先后担任四川省德阳市副市长、四川省经委副主任、财政厅厅长。

　　1996年，李达昌开始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分管财政、税务、外经外贸等工作，一直到2003年底卸职。

　　专家态度

　　建复式预算体系用制度管住干部

　　“专款专用的政府资金使用时涉及到财政投融资问题，需要建立起复式预算体系来加以保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焦建国博士今天就李达昌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焦建国认为，复式预算是针对国家干预经济、政府支出范围扩大、支出种类增加的“复杂”情况而产生的。为了控制越来越多的赤字、借债、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而设置的复式预算，对不同的收支进行分类，以便采取不同的控制措施。对不同类型的资金要有不同的管理和控制办法，要根据政府资金的不同来源、不同去向，进行分类控制，复式预算体系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都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复式预算体系。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立复式预算体系。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这一体系，但该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在焦建国看来，李达昌所批准转移用途的这笔资金并不是纯粹的财政资金。从来源看，是财政部把这笔资金划拨到中国进出口银行，这是财政资金。可是，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把这笔资金贷给“中川国际”公司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笔贷款。从李达昌的角度来说，他批准转移用途的是贷款资金，而不是财政资金。这笔贷款是政策性贷款，有四川省财政厅提供担保。对四川省财政厅来说，如果“中川国际”公司日后还不上这笔贷款，省财政厅则要承担还款责任。

　　“这就反映出我国财政部门、国企和金融机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国有资本预算和财政投融资预算的建立问题。作为四川省主管财政的副省长，李达昌批准转移用途的这笔资金是专项贷款，这本身是错误的。”焦建国说。

　　对于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焦建国认为应该规范做法，让资金涉及到的所有部门聚在一起，有一个公共决策的过程，确定预算，确定责任人。

　　此外，焦建国对这笔资金的源头表示质疑，“一个地方的企业在经营中出现了问题，需不需要由财政部门专门拨款来帮助解决？财政部在划拨这笔款项的时候，初衷是什么，经过了什么程序，是否合理？”

　　“这一事件还反映出目前我国地方财政资金使用的一个潜规则。”焦建国说：“这起事件并不是惟一的个案。实际上我国地方财政资金都是由当地党政一把手和副手支配使用的，这早已是潜规则。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又花到哪里去。事实上，这些领导干部对财政资金的签字使用权都有一个既定的默契。对于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我国还缺乏一个刚性的规则，大多都是在潜规则下操作出来的。”

　　他说：“这件事不能归结到个人品质问题上。世上没有圣人，也没有超人，都是凡人，关键是要看在什么制度环境下。”

　　据焦建国介绍，在西方国家，对公共领域的人采取的是“经济人假设说”，认为在公共领域，人都有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欲望，并会在一定条件下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基于这样的假设，西方国家都在制度上对公共领域的人，尤其是对公务人员有了很好的制衡措施，他们很少有恣意而为的空隙。而在我国则是“公仆假设说”，假设公务员就比普通人道德高尚，没有从制度上加以有效的制衡。“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制度来保护干部，没有好的制度，任何人都有可能变坏。”焦建国说。记者李松涛

　　专家态度

　　对学者型领导不能因噎废食

　　本报北京1月25日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认为，李达昌案，不足以得出选拔学者型官员具有导向性错误的结论。他说，即使他的行为构成腐败，也是个别现象。“从我熟悉的法院检察院系统来看，很多领导干部都是学者型官员，没有一个因腐败问题而去职的。”如果说学者型官员会犯错误，非学者型官员犯错误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不能因噎废食。

　　据汤教授介绍，学者型官员具有非学者型官员一些不能比拟的优势。首先，前者比较重视名誉。一些教授、博士生导师级的知识型官员，有非常强的自律性，甚至视之为生命。他们理论的前瞻性和工作能力往往也比非学者型官员要强。知识型社会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是专家。这有利于改善执政形象，提高执政水平。其次，学者型官员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不过，学者型官员也有实际经验不足，容易出现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问题，这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教授也认为，学者型官员有很高的自律性，李达昌之所以出了问题，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政治体制赋予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全靠自律难以抵御腐败的诱惑。

　　任建明说，反腐败有一个“烂苹果理论”———出现腐败，是苹果不好，还是装苹果的筐有问题？我一直相信人是稳定的，不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诱惑、利益导向让人性变恶的说法，而是制度是否有效的问题。

　　任建明认为，李达昌批准巨额专项资金转移用途超出了分管财政副省长的合法权力，审计部门应该发现并及时通告。他建议，修改审计法，把审计报告公示制度的程序和形式作为一项立法要求写进去。只有自律和他律同时起作用，监督才有效。

　　汤维建教授说，现在知识型官员的选官模式方向是正确的，利大于弊。不仅应该坚持，还要形成经常性的制度。记者吴珊

　　“中川国际”的“问题老总”

　　“中川国际”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首家省级综合性外经企业，总部在四川成都，主营业务为承包国内外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劳务技术合作及从事国内外贸易等，1994年上市。1995年业务处于鼎盛时期，该公司在全球500家最大承包商中排在第141位。1996年“中川国际”承建乌干达欧文电站被业主中止合同，公司由盛而衰。

　　1999年5月，公司重组，由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的深圳通富达公司成为第一大股东，此后被揭露，“中川国际”陷入“重组陷阱”，资产不断遭到抛售。

　　2002年9月，副董事长赵国珍突然辞职，原因是因为赵私下对外担保、违规抵押以及对外借款合计超过3亿元。“中川国际”在2002年第三季报披露，河南四通电力设备公司被赵国珍利用，违规对外担保和被占资金的总金额近3亿元。

　　2003年2月21日，丛钢辞去董事长，此后被媒体指为通过手段用零资本收购企业股份。

　　2003年11月，董事长安国胜又爆出因涉嫌1998年的一桩经济案件而被采取司法限制措施。

　　2004年12月6日，曾任“中川国际”总经理的郑安卡因在任期间犯贪污、受贿等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边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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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在线责编:黄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