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陪读人群成中国人口新流动方式

　　这种随独生子女求学而带来的迁移是中国独有的。受经济、劳动保障等因素的影响，今后有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人口流动方式

　　上海冬日的早晨格外阴冷。

　　在寒风中哆嗦的行人里，赵秀华一袭裙装格外端庄，20年的教师生涯，使她拥有了不

俗的气质。具有师范学院大专文凭的赵秀华，原是兰州技校一名优秀教师，和丈夫感情破裂后，她早早成为了一名单身母亲。

　　为了陪伴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儿子，她来到上海已经半年。目前，儿子已经大四，正在全力以赴准备考研。

　　两年前，赵秀华就在原单位下岗了。来到上海后，生活更加紧张，她只能在儿子租住的15平方米的小屋里打地铺,过起了陪读妈妈的生活：

　　每月退休工资500元，儿子打零工积蓄5000元；

　　每月房租800元、水电煤气50元以下，每天买菜5元，每周买肉一次10元；

　　每天晚市买菜，可以拣到小贩不要的菜叶。

　　“从前再难也没想到会像现在这样。刚来的时候天气热，连条裤子都买不起，只好把儿子的破裤子绞了边穿。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大城市，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生活在最底层的滋味。”

　　儿子不愿母亲打工吃苦，赵秀华只好瞒着儿子四处找工作。除草工、家政服务、餐厅服务员，她都打听过。但年纪大和不会上海话，成为了别人一次次拒绝她最直接的理由。

　　“儿子读书是最大的事啊。”为了生活能稳定下来，赵秀华有时产生有了再婚的念头。

　　陪读家长逐渐成为一个群落

　　赵秀华只是繁华都市里的一个缩影。在上海，《瞭望东方周刊》询问了黄页上刊登的大部分高校的学生处和后勤部，虽然没有专门的统计，但80%的工作人员都曾接触到不远千里来询问工作机会的家长。

　　东华大学后勤部孙老师说,近年来到学校找工作的外地家长陆续出现。

　　“退休、下岗,还有就是单亲家庭特别多，他们不都是为了钱，原来的城市不能提供完善的劳动保障或养老保障，他们是冲着精神寄托来的。”上海财经大学后勤办公室李老师如此描述。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处的魏老师也肯定，绝大多数的家长并非是因学生自理能力差而来的。

　　当一波又一波独生子女们走进大学校园，千里迢迢陪读的父母也越来越多地涌现在城市中。这一中国独有的“大学生陪读现象”正在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

　　独生子女时代，从幼儿园、小学，直到中学，父母陪读已经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社会常态。据中国社科院教育研究所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36.8%的家庭存在父母陪读的现象。

　　人们不能接受的是，大学生这个已经在形式上完成了成人礼的人群，还躲在父母的羽翼下，于是几乎一边倒地指责陪读，认为折射了传统教育方式的失败。

　　但问题绝非想像中那么简单，人到中年还选择颠沛流离，陪读人群是多重社会问题交错的产物。他们中的很多人，失业、离婚、在底层挣扎、在最繁华的城市日趋边缘化……孩子是他们最大、也是惟一的寄托。面对《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这些家长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出于对孩子自尊的考虑,家长们多数不会到学校寻找工作，学校掌握的情况少之又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北京、广州、杭州等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城周围，陪读家长逐渐成为一个群落。他们租住在高校周围,因年龄和籍贯的限制,从事的是简单的体力劳动。

　　被忽略的单亲主体

　　在南京读研究生二年级的小余已经把这座城市当成了家，因为妈妈退休后也在这里住下了，而他们在徐州的房子已经变卖。

　　爸爸的病故，让母女俩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小余才考取大学，妈妈就动了提前退休到南京陪女儿的念头。从最早在杂货铺里帮人看铺子，到如今小工厂的财务，母女俩拮据的日子慢慢好转。

　　像小余母女一样的例子是《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中接触最多的一类人群。长久以来，社会关注的目光多数放在单亲家庭孩子的身上，却忽略了单亲主体──母亲或父亲。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曾对上海单亲家庭主体福利状况进行过调研。她认为，经济转型期的资源重新分配明显地向年轻人、高学历和高技能者倾斜，承载亲责重负和社会世俗压力的单亲者,往往面临福利水平下降、心理和社会适应困扰加剧而成为弱势群体,或弱势地位更加凸显。

　　徐安琪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随着孩子求学而迁徙，是单亲父母摆脱从前婚姻的阴影和社会歧视的一种方式，“社会对离婚的宽容度依然有限，所以单亲被贴上负面标签。社会潜移默化的文化规范对单亲主体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往往比西方国家更甚。”

　　单亲父母往往比双亲家庭更注重对孩子的补偿,将所有的感情寄托赋予孩子,所以他们更愿意为孩子放弃原有的一切。而这种放弃,代价很大。徐安琪的调研显示,一半以上的单亲家庭得不到离婚另一方的抚养费。在另外一个城市从头开始，单亲家庭承受的经济压力更甚。

　　“其实我的压力很大,妈妈为我付出得太多,特别怕自己有何闪失,妈妈今后养老怎么办？”小余曾放弃一个很好的出国机会、课余打两份工,和家长一样，这些被陪读的学生肩上担子也格外沉重。

　　徐安琪认为,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予单亲家庭更多的人为关怀,政策上给予优惠，比如就业促进、生活补助和优先考虑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等，并在社区为单亲家庭提供心理咨询和家庭帮助，消除人们的歧视。

　　陪读式人口迁移

　　“小徐，你母亲的工作怎么样了？”

　　“找到了，在电大做清洁，张老师谢谢你。”

　　这是复旦大学后勤部张老师第二次见到化学系的本科生小徐，这个来自东北农村的孩子,曾经到后勤部为母亲找工作。

　　小徐为人实在，第一次就给张老师很深的印象，“他告诉我，家里连年收成不好,为了不让他为学费担心,父母就主动提出到上海陪他,实际是想找工作。”

　　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是近年来最热的话题，但以陪读为形式的迁移连人口学家都觉得意外。在研究上海等新兴大城市人口迁移的共同模式时，科罗拉多大学人口项目组指出:青年人流动性最高，青少年和老年人流动性最低;幼儿和小孩子跟随家庭迁移，因此他们的迁移是其父母迁移水平的反映;退休的老人寻求气候温暖的居住地。

　　“这种随独生子女求学，而带来的连锁迁移是国内独有的。受经济、劳动保障等因素的影响，今后还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方式。”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教授指出。

　　“一方面，孩子读书需要更多的投入;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父母们还要承受下岗、失业的压力。漂泊到大城市，在孩子身边寻求精神寄托，同时也是就业的一种出路。”王桂新解读道。

　　但现实却不容乐观，不论是下岗、失业，还是农业收入过低，追根究底城镇和农村不完善的劳动保障和养老保险制度，也许才是这些中年人不得不随着孩子颠沛流离的原因所在。他们在中年成为城市流动人口,等待着新的机会,但机会对于银发染鬓的他们来说少之又少,在这种等待中,他们很可能成为城市中新的边缘人群。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这句话里蕴涵着更多的辛酸,不可回避的银发浪潮和独生子女时代,选择陪读生活的父母只是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结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文宇/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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