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法》修订攻坚

　　●1986年7月1日，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正式实施，18年后的今天，这个至今只有18条的法律，已经 与现行的教育状况有很多不相协调之处；

　　●择校费的产生、学校两极分化的严重，不仅是我国基础教育总体投入不足，更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重重矛盾 的体现，重塑法律救赎迫在眉睫；

　　●重庆正在试点调研修订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的修改也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

　　信报记者胡勇/文

　　校长

　　没钱难当家

　　三年前，李建军当上了重庆江津市朱杨镇初级中学校长。

　　“三年下来，有时觉得对一个学校的管理还不如说是对它的经营。缺钱，是我最头痛的事。”接受记者采访的李校长 有些难抑心头的焦虑，语速显得过快。“但我们又没办法去挣钱。学校的本责就是承担教学任务，但没钱又要影响你的教学质 量。

　　就在去年，由于政府的财政拨款没到位，李校长的学校欠债好几万。

　　“现在连早晚自习都不能上，因为没有钱给老师发自习课费。”同样更令李校长担忧的是教师情绪不稳，他又不得不 去苦口婆心做化解工作，要求教师们再坚持坚持。“别说学校建设，有时感觉就连基本的教学都难以维继。”

　　而学校再缺钱，服务性收费却不能搞，收了政府要查，家长要闹。但也有很多学校 “知难而上”。“那又有什么办 法，学校要发展，还要支付老师工资，而这根源就是上级无法保证我们乡镇中、小学校的经费。”李校长说。

　　但也有让李校长羡慕的，“很多市、区、县的初级中学，有不少创收的路子，每年就门面出租也要收入好几万，有的 是几十万，还有靠外地学生交的借读费以及择校费，那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其实，李校长的处境只是众多乡、镇初中、小学的一个缩影。

　　他认为，我国现在基础教育总体投入不足，从而导致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而更为严重的教育资源“抽血机”体制 亟待打破，还需要从法律的层面来解决。

　　去年5月，教育部把《教育法》调研修订工作交给了重庆市。课题组主要成员之一的重庆师范大学陈久奎博士介绍： 调研组在渝西经济走廊看到不少乡镇的小学教育资金都没到位，教师和学生的基本教学都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有的小学为了 节约开支，只能聘请代课老师。

　　甚至有调研老师叹言，“我们在农村觉得人民币真的很坚挺。看见他们经费‘捉襟见肘’，吃饭都是我们客请主。”

　　据记者了解，目前很多学校每年的运作经费中约有40%-50%是由财政解决，余下的缺口则由学校自己想办法。 重庆市一位校长告诉记者，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学校的校办企业由于不具备竞争能力而衰落，造成了资金上的一 大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又把精力投入到办择校班、校中校、实验班上，由此发现了一条新的财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你要发展呀。”

　　家长

　　无奈枉交钱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家长都给自己的子女报了什么奥数班、读写班。“你的孩子要是不上，考试成绩就不会好 ，因为在期末考试中，数学考试的智力题在课堂教育范围之外。”不光如此，为了给孩子找好点的学校，很多家长缴纳了“捐 资助学费”，这给学校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家长们付出了高额的代价。

　　“在联系儿子到重庆来读书时，我们就被校方告之必须缴纳捐资助学费。”刘国彬说这话时一脸的无奈。他是四川资 阳人，夫妻俩都在重庆做生意。2003年，他的儿子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某小学就读，作为外地人，他必须要在交了4800 元的“捐资助学费”后才能让儿子坐在学校里。而这个费用还必须是他“自愿捐的”。“谁愿意自己交啊。”

　　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正是基础教育的潜规则---要挑选好的学校上学就得多交钱。然而赋予这个“捐资助学费”新 名词机会的，正是在推行“一费制”以后，以前它被称为“赞助费”或者“择校费”。

　　去年秋季实施“一费制”后，学校不能再收取“择校费”，在了解到教育部等部门出台的新政策后，刘国彬夫妇觉得 这钱花得冤，于是打电话到沙区教育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但在那里得到的说法是“签了自愿书后就没办法退钱。”“可这哪是 我自愿啊，如果不交钱，学校还能让你进吗？”刘国彬说，“孩子享受义务教育是不交学习费的，法律里写得清清楚楚，现实 中倒成了一句空话。”

　　如果本市学生不在划归的学校上学，其他学校是否可以收取别的费用呢？如果孩子是外地户口，是否意味着重庆市任 何一所小学都可以对其附加收费？记者未曾得到进一步的解释。据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些家长称，目前重庆市的一些小学如果入 学时一次性缴清6年的捐资助学费，高的“市场价位”在2万元左右。

　　制度

　　缺失难操作

　　据了解，“义务教育”的说法发始于17世纪的德国，至今已在世界各国的多数地区开花结果。援引中国学术界对“ 义务教育”的解释，它应是一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不仅能提高个人的福利水平，而且对提高综合国力和实现社会融合更 是至关重要。其具有强制性、均衡化、免费性特征。举办义务教育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应该由政府提供投入保障。

　　1986年7月1日，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正式实施。该法明文规定，九年制义务教育分为初等教育(小学) 、初级中等教育(初中)两个阶段，不收学费，但收取部分杂费。由此中国的义务教育走向了法制化的道路，但囿于早期条件 ，法律条文极为简约，通篇不分章节，只有18条，计1825字。1992年3月14日，当时的国家教委颁布《义务教育 法实施细则》，内容有所拓展，也只扩展至5200余字。

　　18年后的今天，这个至今只有18条的法律，已经与现行的教育状况有很多不相协调之处。

　　义务教育的核心是投入问题。现行《义务教育法》中，涉及这一问题的只在“第十二条”中有泛泛的规定，即实施义 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实施细则》中则加上一条：“ 中央和地方财政视具体情况，对经济困难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给予适当补助。”至于各级政府应承担多少、 怎么承担却没有实际操作的标准。

　　由于这些制度的缺失，自1986年开始实行的义务教育，一直在“谁为义务教育买单”的问题中反复挣扎，义务教 育学校的教育经费基本处于投入不足状态。由于我国目前拥有1.8亿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让国家把义务教育费用包下来 ，这的确也不现实。”大多数学者认为。

　　据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1年对7省26县的抽样调查，上级政府的教育补助专款占12%，县财政 为9.8%，其余的78.2%为乡村负担。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2年调查，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 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里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低至不足2%。因此政府的投入根本没能解决让学校正常运转的 资金问题。

　　“如果真的实行‘一费制’，那是要把学校活活饿死！”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的王蓉博士此前在媒体上公开表示。其 实在现实中，多元化的筹资渠道成为了义务教育学校的首选。像前面提到的李校长，他们学校只是广大义务教育学校的一个缩 影，这也致使义务教育学校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

　　教育部门最大的希望就是在现有体制下增加义务教育的投入，而财政部门更关注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率问题。但问题是 ，目前中国没有一个普及义务教育的“最低质量标准”。这使得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率难以判断，也给教育投入的决策增加了困 难。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马国贤则主张实行义务教育“县级办学”，同时，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分担教育经费；其 中，工资性支出归县级，对其缺口部分通过财政拨款支付解决；教育公用经费和建设性经费则由中央和省级按比例承担。

　　两极分化

　　待解决

　　择校费的产生不仅由于我国基础教育总体投入不足，还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上世纪50年代，我国在中小学实 行重点学校制度，直到90年代，由于重点学校恶化了升学竞争，加剧了教育不公平现象，基础教育的重点学校制度被取消。

　　然而据记者了解，那些曾经和现在的重点学校目前仍然享受着“特权”，经费来源丰富。如果是大学的附属学校，还 会得到财政部和教育部的直接拨款。“他们的资金可能来自教育部、外办、地方政府的直接拨款(除教育经费以外)，还会得 到各种奖学基金会的支持，并且更容易申请国家级课题的基金。”一位专家表示，这些重点学校实际上就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 工程，并且成为教育集团的既得利益者。

　　据记者了解，目前重庆市重点小学的教师工资可以达到普通学校教师的好几倍。“如果学校福利下降，学校优秀教师 源就可能流失。”李建军校长告诉记者。

　　他说“一流的义务教育学校在聚敛了资金的同时，还变成了‘抽血机’，好的资源全都被这个抽血机抽走了。”“重 庆现在很多学校以高薪大量吸收外地特级教师。”一位知情人士说，这种格局导致好的学校越来越好，差的学校越来越差，致 使义务教育学校两极分化。

　　加紧修订《义务教育法》，重塑法律救赎的积极意义毋庸至疑，2004年6月7日，由教育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送审稿)》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法制办立即着手组织调研；9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召开座 谈会，向专家征求对这一文件的意见；10月10日，全国人大又召集国务院法制办、教育部、财政部、24个省级人大常委 及部分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在安徽合肥开会，讨论修改《义务教育法》之大计。

　　国家教育部法规司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对于“18条管了18年”的现行《义务教育法》，此次修订的难度 几乎等于重修一部法律，目前国务院还在讨论修补之中。

　　难度虽然大，但广大的义务教育工作者、家长、学生总算看到了希望：让义务教育恢复它应有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