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竞买折射出中国拍卖业潜藏的法律缺失

　　新闻背景

　　2004年底，沈阳中正艺术品拍卖会上，持303号牌的神秘女子张小姐频频举牌，一上午拿下全场95%的拍品，包括佣金在内总价750万元。在对清代陆远的《岁朝喜庆图》的竞买中，她将起拍价120万元推至3600万元后放弃。当天下午，拍卖行要求张小姐提交预付金或身份资料，张小姐一行没有提交。于是拍卖行认为其有恶意竞买的嫌疑，将她清出。后来张小

姐被证实为某高校22岁大学生。

　　正当中正拍卖行和舆论认为张小姐无钱支付750万买受费用时，在距离“3天结款大限”仅剩12分钟时，张小姐走进中正拍卖行，并带来了100万现金和写有200万存款的存折。但张小姐并没有将钱支付给拍卖行，而是出示一封律师函，表示：“将不会支付一分钱买受款项和佣金，要求和中正解除合同，并要求中正对给张小姐个人造成的‘恶劣影响’道歉和赔偿。”

　　中正拍卖行认为，张小姐与拍卖会已经成交，按照《拍卖法》第39条规定，张小姐应支付750元的总价款，并表示将通过法律手段讨回自己的利益和清白。

　　事件引起了拍卖界以及收藏界人士的极大关注，有人表认为“这是拍卖界的耻辱！”

　　女大学生事件太离奇

　　听说沈阳拍卖事件，华辰拍卖行副总经理魏丽军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真的吗？感觉太像故事了。在拍卖行业工作多年的她从来没遇到过这么离奇的事。“拍下物品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拖欠交款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不会这么有情节。”

　　“艺术品往往带有很高的附加值，情感因素对价格有很大影响，所以拍卖会上，在现场热烈气氛的感染下，会有人头脑发热，拍下之后又后悔了，但纯粹的恶意竞买不多见。”她说。

　　华辰拍卖公司董事长甘学军、嘉德拍卖公司副总经理寇勤都表示了相同的观点：“恶意竞买”在拍卖业罕见。

　　“对于拍卖行，买受人拖欠支付拍卖标的价款是常遇到的事，像我们这样规模不是很大的拍卖行每年至少也有几十万元收不回来，对于大的拍卖行就更多了。”但甘学军认为，拖欠一般都不是恶意的。有竞拍人在拍卖场上头脑发热，拍得之后后悔了，也有因为资金周转问题，再有就是对拍品存有疑虑。“有些拖欠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但真正处心积虑的还没有遇到过。沈阳事件之所以闹得这么大，就是因为它罕见。”

　　寇勤也从他在拍卖业工作十多年的经历来证明，恶意竞投的事情极少，“毕竟人都是要面子的，明目张胆干遭人唾弃事情的人毕竟不多。”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法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王凤海说，他们遇到的法律纠纷主要有四种情况，首先是拍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由于买受人不愿如约支付拍卖标的价款造成的。原因有：买受人恶意竞买；或者非恶意竞买，而是买受人受情绪影响，竞价超过了心理价位；还有虽然没有超过心理价位，但后来后悔了。“恶意竞买”只是其中很少的一个方面。第二种情况是拍品本身的瑕疵。拍卖人描述的不是很准确，竞买人询问的也不是很清楚。第三，拍卖人在操作程序上出现问题，如公告天数少于《拍卖法》规定的7天，或者拍卖前的展示时间少于《拍卖法》规定的2天。最后一种情况是拍卖师本人在主持技巧上的过失，如落槌过快，观察不够到位致使一些举牌的人没有拍到想要的拍品。

　　“黑名单”比打官司管用

　　虽然“恶意竞买”被拍卖业人士认为是罕见的事，但他们公认常常遇到买受人拖欠支付拍卖标的价款。魏丽军说，如果某个竞买人举好多牌子，最后又不要了，这对其他竞买人、拍卖人和委托人来说都是损失。对于其他竞买人，本来想要的物品没有得到；对于拍卖人，白忙活了一场，耗费了人力、物力，还影响信誉，有时还要向委托方赔一些钱；对委托人来说耽误了物品出手的时间。

　　“拍卖行不像百货公司或零售商店，每天都在营业，你不要了，明天还有别人要。拍卖公司举办一次拍卖会可能需要准备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如果有买家拍下来又不要了，那就意味着拍卖行这么长时间所有的投入都化为乌有了。”寇勤说。

　　为了避免这些事情发生，拍卖行也想了很多方法。收保证金是行业内部通用的方法。“但是这只能挡住一部分人，如果不在乎损失保证金，成心捣乱的话还是没办法避免。” “黑名单”是国际上通用的办法，现在也被国内一些拍卖行采用，对于以往合作中有不良表现的人，登记在案，下次拍卖就不予合作了。这样拦截了一部分人，但是如果对方换个身份，换个代理人的话也是没办法避免的。

　　此外，针对一些竞拍人使用假身份证的现象，华辰拍卖行专门购进了“身份证识别器”。“进行身份识别、押保证金制度、拍卖师落槌之后买受人签署确认单，这些都具有中国特色。国外对生客来说，都是提供银行资信证明。”甘学军说。

　　虽然买受人拖欠支付价款会给拍卖公司带来种种损失，但买家如果真的迟迟不付钱的话，通常是不了了之。“因为想起诉，但会因此耗费的时间非常长，还不如再次拍卖。而且，拍卖实际上是委托人与竞买人之间发生关系，拍卖行只是代理，很多委托人都选择再次拍卖。还有，很难找到直接的法律依据。反正虽然对方没有交钱，但他也没有拿货。”魏丽军这样解释。

　　寇勤说，按照《拍卖法》规定，拍卖师落槌之后，买受人签订确认书，拍卖行为就具有法律效力，买受人不能随意更改。如果拍得了物品而后来反悔不要了，拍卖行有两种选择，如果是因为资金周转问题，一时付不出钱，那么拍卖公司就会催促其尽快付款，如果没有理由或借故蓄意破坏或叫做恶意竞投，那么我们就会采取法律手段解决，但这种事情很少遇到，所以一般都是催促付款。

　　对于拍卖行的做法，王凤海表示理解：“拍卖本身属于民事行为，打官司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是否选择诉讼，要看成本。诉讼过程中需要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过多，拍卖公司感觉得不偿失，也就忍气吞声了。出现一些法律纠纷，是与整个社会的经济环境、诚信观念有关的，让拍卖公司放弃赢利，去为净化市场做贡献是不现实的。”

　　“恶意竞买”难取证

　　“恶意竞买”或称“恶意竞投”是拍卖业的一个常用词汇，也是沈阳拍卖事件的关键词。什么是“恶意竞买”？记者在询问中发现，原来对“恶意竞买”竟然没有一个准确的解释。《拍卖法》以及其他相关规定都没有对“恶意竞买”作明确解释。

　　北京盛世拍卖公司总经理赵宗杰表示，“恶意竞买”是一个民间通俗的说法，应属于《拍卖法》第37条所述的“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竞买行为”。如竞买人与竞买人、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使竞买人低价获得拍卖物品。

　　嘉德公司寇勤说，通常拍卖行判定“恶意竞买”就是竞买人拍得了物品，后来不要了，并且说出来的理由又不为大家接受。比如买了一百万的东西，后来说“不要了”，因为“没钱”。没钱为什么还要参加竞拍呢？显然是说不通的。再比如，说“看不准”，看不准，那事先为什么不向拍卖行或有关专家咨询呢？对于这些情况，他们认为就是恶意。

　　沈阳拍卖事件发生后，甘学军的一个同行朋友立刻打电话告诉了他，他们都觉得张小姐的行为从法律上看，只能说有 “恶意竞买”的嫌疑。从法律上讲，并没有规定不许一个人把所有的拍品都拍走，事实上拍卖会上一支独秀，60%甚至更多比重的拍品被一人拍得的事情都发生过。

　　“说张小姐‘恶意竞买’只是从常理上判断，如果一个人碰巧对拍卖会上所有拍品都很喜欢，并且有资金，也愿意全部拍下来的可能性较小，所以拍卖行遇到这种事情一般都只能采取劝诫的方法软处理。”甘学军说，“怀疑是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只能是怀疑，从法律上无法判定。因为拍卖行业的特殊性，竞拍人是自己要投，还是代表什么人都不能暴露，就像不能暴露委托人一样。”

　　甘学军认为，沈阳事件从法律上很难处理，这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在拍卖行业并不具有代表性。如果真有买家能够包圆的话，对拍卖行并没有什么不好。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民法学博士王轶也证实了“恶意竞买”不是法律术语。“恶意竞买”大致相当于《民法通则》106条第二款关于“过错”的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恶意竞买”的认定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恶意竞买的人要拿出对方恶意竞买的证据。

　　行业复杂得超出法律规定

　　“《拍卖法》？还没有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人都以为没有《拍卖法》，甚至来自法律界的一些人士也对《拍卖法》感到陌生。

　　其实，早在1996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就颁布了，1997年7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拍卖业的基本法，所有拍卖活动都应按照这一规范操作。除此之外，还有2002年8月颁布的《关于加强拍卖师监督管理的若干规定》、2004年6月1日颁布的《关于加强拍卖行业自律的若干规定》以及2005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拍卖管理办法》等多项规章制度。

　　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基本都是针对拍卖人的，只有《拍卖法》中有部分内容对拍卖活动中其他当事人做了规定。“现行《拍卖法》更像重点对拍卖企业的规定。”嘉德拍卖公司副总经理寇勤说：“拍卖法是拍卖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制定的一个粗线条的规定，实施至今已八年的时间，在这八年当中，拍卖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复杂程度超出了原《拍卖法》规定的范围，很多条款都需要细化。”

　　“拍卖行业协会是拍卖行业自律的组织，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是通过行业自律，规范拍卖公司和拍卖人员。至于对竞买人、委托人，《拍卖法》有一些规定，但是不够细，操作性也不是很强。”王凤海说。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民法学博士王轶也认为《拍卖法》不够细化：“《拍卖法》只有69个条文，还包括3个附则，其中还有一些管理规范，所以对当事人的规定并不是特别详细。而《合同法》428个条文，关于‘买卖合同’就有从1 30条—175条之多。法律中规定不够细，就会给判决带来困难，遇到实际问题时就要靠裁判者来具体分析。”

　　“中国现行民事立法属于成文法，都很难避免这个问题。《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颁布，《拍卖法》199 6年颁布，在《合同法》之前，所以《合同法》的一些设计没有体现出来。”王轶进一步解释说，拍卖法中关于对拍卖人的法律责任规定的较多，对委托人和竞买人限制较少，并且不够细化，是因为，首先在拍卖法中含有拍卖行业管理的内容，例如对拍卖人资格的限制。其次，因为其他当事人有其他法律规则可以参照适用。

　　虽然《拍卖法》不够细化，但拍卖活动中出现法律纠纷，并不是无法可依。王轶说，《拍卖法》从总体上讲属于《民法》的组成部分，民法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合同法》，“买卖合同”是最典型的一种合同类型。拍卖法属于“买卖合同” 中的特种买卖，所以适用民法规范。如果《拍卖法》没有规定，适用《买卖合同规定》，依次扩大《合同法总则》、《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行为的规定，如果还没有，就按照“民法几项原则”来处理。

　　拍卖欺诈是自杀行为

　　对于拍卖行业来说，信誉是生命。

　　华辰拍卖公司总经理甘学军说，拍卖是比较特殊的交易方式，是高度信誉的行业。这一行业有几个要素：首先，拍卖人要有很高的职业操守，其次，对竞买人的要求也很高，他们的言行应该不同一般。此外，还要社会商业环境比较好。“为什么大型拍卖会不发生在穷乡僻壤，而都是在中心城市就是这个道理。”

　　“拍卖公司在整个拍卖活动中扮演几个角色：替买家去找东西，替卖家找好的买家，同时担当裁判。拍卖都是一槌定音，一槌之前，公众不知道东西是哪儿来的，值多少钱，所以靠的就是信誉，任何污点、欺诈行为、不规范商业行为，都是拍卖业的大忌。”但甘学军表示遗憾的是，有些拍卖公司的做法完全背离了这些行业的要求。“欺诈似乎成了这个行业的经营之道了，这是短期行为，是一种自杀行为。拍卖行的人，常常看到委托人价值10万元的东西拍了100万，拍卖公司只收取几万元的佣金，其他的钱都是委托人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心理平衡，才能守得住职业操守。”

　　嘉德拍卖公司副总经理寇勤也表示：正常的交易秩序对拍卖公司来说很重要，因为拍卖业是以信誉为生命的行业。所以他主张，如果遇到大是大非问题，应当到法院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以给其他不法分子以警示。他们就诉讼过一个客户，因为他没有及时付款，而后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有些拍卖公司觉得这么做没必要，其实通过法律手段，可以让一些试图恶意竞投者知道，这么做是必须承担后果的。”

　　在国外，保证金是根据竞买人的信用来制定的，信誉好的，就可以不收，所以经常看到同一场拍卖会，不同人缴纳的保证金不同。王凤海说，拍卖业的原则是：公开、公正、公平，价高者得。拍卖本身就是通过一个公开程序，通过竞价方式把物品转售给买受人的一种交易方式，“诚信”是最重要的。不只拍卖人要讲诚信，竞买人也要讲诚信。

　　拍卖业虚火上升

　　近两年，拍品的投放量、成交的单品价格以及拍卖公司的数量等都成直线上升趋势，拍卖业十分火爆，所以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拍卖业已经发展成熟了。而甘学军认为中国的拍卖业还在起步阶段，“真正成熟的行业是不可能火爆的，火爆说明有虚火的地方。”

　　中国拍卖业是从1986年开始恢复的，国营广州拍卖行是新中国第一家拍卖行，当时拍卖的主要是罚没走私物品。文化艺术品的拍卖是从1992才开始的。王凤海向时讯记者讲述新中国拍卖业的发展阶段：1986～1994年，恢复阶段；1994～2000年，快速发展阶段；2000～今，规范发展阶段。“拍卖市场的成熟，中国还远没达到。”

　　拍卖业火爆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有人误以为拍卖业是个暴利行业，没有什么成本，所以抱着“捞一把就跑”的心态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并不为这个行业未来发展考虑。这种心态的公司就必然不顾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现在有一些人专门寻找比较这样拍卖公司，虚假标价，比如原来只值30万元的东西，标50万元，利用“托”来炒作；虚假宣传，很次要的东西，把他说的很重要。

　　许多专业买家在小拍卖行也买，在大公司也买，在国内也买，在国外也买，而在一些拍卖公司提出一些非分要求，而这些拍卖公司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拉拢客户，降低要求，违背原则，扰乱拍卖市场。“为什么对国外没有提要求，在大公司也没有提要求？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商量的余地。”甘学军说。

　　因为一些人的非法经营，还损害了拍卖行业的正当经营。委托竞投一直以来是拍卖公司为竞买人提供的一种无偿服务，主要为了三种人：一是.一些大人物，他们不愿自己公开露面；二是国家文博机构，如果他们举牌，其他竞拍人会受到鼓舞，对出价造成影响；三是有些人认为不值得来。比如拍一个邮票，一共两万块钱，买机票过来，加上吃、住各项开销，花费就超过这个数目。但是这样的业务曾经有些地方被禁止了，原因是有些拍卖行为了抬高成交价，有没有委托都做。为了打击非法经营，工商部门采取一刀切的方法。“禁止客人委托拍卖行代买，一方面打击了非法经营，但同时也损伤了正常经营。”魏丽军说。

　　“拍卖行不是无本生意，人力和财力上都要有相当的投入，像我们这样规模不是很大的拍卖公司去年一年的投入就有 1600万。”甘学军说，“把拍卖当作商业来做，必然难长远，应该把它当作事业来做。做拍卖这一行要有点精神贵族的气质。”

　　“沈阳事件恰恰说明了拍卖市场秩序要规范。看待这一事件不应像看故事，女大学生也好，男大学生也好，都一样，关键应该看事件反映了什么。拍卖行要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应该通过法律程序彻底搞清楚。”寇勤说。专题撰稿本报记者赵冉 实习生何君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