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情绪不应超越法律

　　直言录

　　周虎城

　　刘小兰今年32岁，来自湖北农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由于被发现一袋奶粉未付款，她遭到增城市新塘镇一家商场多人暴打，19天后死在医院。施暴者主要为商场的防损员，也

就是保安。(1月26日《南方都市报》)

　　对于小偷，大家提起来一般都咬牙切齿，尤其是那些失过窃的更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路不拾遗的古风几乎已荡然无存的现代城市里，在防盗设施防不胜防的安全状况下，人们为保护财物安全付出了远甚于以往的物质和精神代价，也因此，对于盗贼，社会上泛起了一种非比寻常的仇恨感。一旦抓住小偷，这种仇恨感就转化为正义的情绪，认为小偷罪大恶极，怎样处置都不会错，怎样处置都是在帮大家解恨，甚至会感觉自己在“替天行道”。当前，适逢年关，偷盗现象较之平时更显猖獗，老百姓对小偷的厌恶、痛恨之情溢于言表。据说，在成都一个商场，一度出现过鼓励打死小偷的申明。然而，这些貌似正确的口号与申明，却与法律精神背道而驰。

　　刘小兰只是偷了一包奶粉，她的行为并没有危及到他人的生命，而且在被抓获后，面对多位保安，她既没有准备反抗也不具备反抗的能力，因此远远谈不上需要对她进行“正当防卫”。保安的职责是维护商场的安全、稳定，防小偷盗窃当然是份内之事，但保安并不具备执法权，更不具备对他人生命的伤害权。然而我们不幸地看到，这伙人采用的是以极端方式对待刘小兰，不仅大大超越了法律界限，而且犯了罪还浑然不知。

　　小偷固然令人厌恶，但生命权却是天赋权利，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法律未对其宣判死刑之前，小偷的生命权和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权并没有什么差别。因而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也应该顾虑到他人的合法权益，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以违法对违法，以犯罪消灭犯罪。在中国古代传统里，以暴易暴的手段往往得到肯定，但即使在刑法最为严厉的秦律里，也没有一旦抓住小偷，就可生杀予夺的规定。而到了现代社会，我们更应该强调法律的作用，没有人能够超越法律，即使正义的情绪需要宣泄，也绝不应该以牺牲法律的威严作为代价。

　　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可能认为对小偷尤其是惯偷需要严惩，从代价论的角度出发，应使小偷认识到偷盗行为将使其付出沉重代价，而这一代价又能足够威慑偷盗行为的再次发生，或者给其他小偷以警戒，使其在预谋偷盗时，能对某一特定区域产生恐惧感，并主动放弃行为目标或转移目标。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这一惩戒行为不应超越职责范围之外。法律并没有赋予这些保安以执法权，况且，刘小兰的偷窃一包奶粉的行为只是违背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尚不构成犯罪。即使她偷盗大宗物品，够盗窃罪的条件，保安也无权对其“宣判死刑”。

　　法治社会需要的是对法律的尊重，以及树立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倘若大家都在法律范畴之外寻求其他路径，正义的情绪非但不能带来公正的结果，反而削弱了正义的正当性，更不利于司法文明的进步。刘小兰之死或许是情绪的胜利，但却无疑成了法律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