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漫笔
邓治军
不久前，在“当代刑法与人权保障”全国杰出青年刑法学家论坛上，我国司法部副部长张军表示，现阶段在我国实践层面全面废止死刑还很难，目前我国的刑法要考虑打击犯罪
和保障人权的统一，更可行的办法是改革我国的刑罚制度，增设20年、30年的长期刑。设立了长期刑后，死刑在审判机关自然就会减少适用。今后在修改刑法时，立法机关也会考虑逐步减少死刑罪名。这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不会废除死刑制度，但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会积极创造条件，在对现行的刑罚制度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在与现代法治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刑罚理念的支撑下，不断克服刑罚尤其是死刑的扩张与滥用，保证刑罚的适用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
任何社会都面临着犯罪的压力，刑罚就是为弹压犯罪而设置的法律手段。历史上，刑罚威吓模式曾在刑事控制论中居于主导地位。刑罚威吓模式是以犯罪人的意志自由为前提的，因而根据趋利避害的功利原则，刑罚威吓足以遏止犯罪，心理强制被宣布为惟一正当的犯罪遏止手段。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该隐(Cain ，基督教《圣经》中亚当的长子，曾杀死他弟弟Abel——引者注)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从来就没有成功过。”犯罪的根源在于社会，根除犯罪就要改造社会。死刑的真正意义绝不在于“杀一儆百”的威慑力，而在于正义的报复，它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正义原则。
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应当指出，正义观念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死刑观念不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死刑符合了整个社会对一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否定程度的大小。我们在确立刑罚目的的时候，不应无视社会正义观念的存在。至于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时，死刑观念不再存在，现在还很难说。因此，死刑还不能废除，但我们必须把它严格控制在正义的、理性的程序之内。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死刑制度在程序设计上，应该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是要提高对死刑裁判的证明要求。要将死刑案件办成如同司法机关所常用的术语形容的那样，成为“铁案”，以此区别于普通刑事裁判，这样会有助于实现慎用、少用死刑的目的。其次是要改造死刑复核程序。重点是收回死刑核准权，明确死刑复核的范围、审理期限。再次是要增加死刑执行的核准程序。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设置死刑执行的核准程序，一旦经过死刑复核程序核准死刑，死刑裁判生效后，就将进入执行程序，其间再无程序阻隔。如果增加死刑执行的核准程序，可以尽量减少非理性因素的影响，避免使死刑实际适用增加非理性成分。最后是把死刑判决数和死刑执行数数据公之于众，为正确地认识死刑的功能和作用提供较为客观的科学的依据，这样既有利于整个社会对死刑的适用进行监督，也有助于我国全面切实地履行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