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表达”

　　陈方

　　说句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那位在北京两会上提出要“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专家张惟英（其人其事参见昨天今报观察版）。佩服并不等于说我同意她的观点，我只是佩服她提出这种观点的勇气。作为一个理性人，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理论经验的教授，她不可能不会预料到提出这样多少具有“颠覆性”的观点会遭到如潮的批评。

　　在一个文明民主的社会里，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无论你是衣衫褴褛的乞丐还是身份显赫的教授，无论你是蜗居茅屋的布衣还是高居庙堂的官员。只有首先将自己的观点最大限度地表达出来，然后进行喋喋不休的争论、反反复复的论证，各个阶层的利益才有可能得以维护，经过博弈之后的合理结果才有可能以制度的形式存将下来，恩泽后来人，并将社会的文明秩序延伸下去。

　　但是，是不是说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自由表达，并且还要尽全力地去保护这种“自由表达”的权利呢？

　　与张惟英教授所提出的“建立人口准入制度”同样遭到炮轰的是，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5：双稳健政策下的宏观经济走势》报告中提出的“双休日改革建议”：每周休息两天改为休息一天，剩余的一天一起移至月末，加起来就够每月实行一个四五天的“小黄金周”了，以此来减轻黄金周旅游带来的运输及其他服务的负荷。方案建议媒体甫一公布，恶评如潮：这哪是为大多数老百姓设置的改革方案啊？基于金钱购买力与闲暇时间拥有多少的关系，有钱人的休闲福利更多地增加了，而绝大多数老百姓，除了休假权的缩水以及围绕权利的利益损失外，集中起来的四天长假对他们能有什么意义？说的不好听点，这个方案的立场压根就不对。

　　评论看得多了，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专家提出一个稍微带有“颠覆性”的观点，网友和作者的批评就会汹涌而至。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去年郎咸平的观点不能不说没有颠覆性，但却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与支持。难道真的是学富五车的专家的水平比不过这些只接受过大众教育的百姓吗？恐怕不是。更多的是因为，某些专家所表达的内容里缺少责任，缺少对大众阶层关怀的责任。即便如此，在权利的层面上我们也应该尊重这些表达。

　　但是必须承认，基于身份的差异和地位的悬殊，这种“自由表达”的权利所衍生出的影响却大大地不一样。普通百姓说一句话，我们很可能随意听听就束之高阁了；而专家不一样，他们的某些观点要对制度的设立者和政策的制订者产生影响的。

　　正因为如此，专家学者说话的姿态就不能太过于随便，表达的内容相应就更该严谨一些，能够经得起“好事”百姓的炮轰和质疑。如果说百姓的质疑和炮轰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或限制了专家学者自由表达的效果，那也是他身为专家学者所应付出的代价。就好比，公众人物有隐私权，普通百姓也有隐私权，但是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就要受某些限制一样，因为他首先必须要对得住百姓的知情权。我们可以不关注你身边朋友的偷情与嫖娼，但是身为大学教授的陆德明嫖了娼，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关注。一身清白的老百姓可以自由表达，但如果你拿了某个利益集团的好处，还要通过自己的影响为这个集团拼命地代言，那么，这种自由表达我们还真的需要并予以尊重吗？

　　的确，正如有论者所言，“自由表达”是每个公民的“元权利”。我们有责任保障这种“元权利”的实现，但我们更期待有情怀，有责任，有理性并能够代表最大利益阶层的“自由表达”而不是盲目地“自由表达”，无论他具有怎样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