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又成为农民的“香饽饽”

　　核心提示“建筑之乡”面临的尴尬：“人均不足三分田”，丢荒耕地却占总耕地面积的1／3。针对千亩丢荒田现象，潮阳区西凤村大胆尝试，对农村推行了20多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变革，采取“承包＋租田”的方式，出现新的变化。

　　过去

　　人均三分地，每年税费、肥料、犁田、收割费、农药加在一起，每亩田一年的成本至少600元，而产出一年两造共1000公斤，以每1000公斤800元的粮价计算，剔除应付的成本，一家人一年的辛苦换来的回报是微乎其微。

　　现在

　　第一次“耕地调剂”，把700多亩丢荒土地统一规划为鱼池、菜园和果园用地等，然后公开出租。这次出租带来的变化是，荒地重获生机，还造就了村里一批农业专业户，也为村集体每年增加了14万元的承包费收入，村集体每年还节省了20多万元的灌溉费用。对集体增加的收入，村委用于修建机耕路和排灌设施等。

　　去年，汕头市潮阳区西胪镇西凤村千亩复耕的农田迎来了首次丰收。村支书李钦雄说，虽然种田的人比以前还少，可全村的粮食收成是10年来最好的，集体收入也是10年最多的，而集体付出的灌溉、修渠等费用却是10年来最低的。

　　这是近两年西凤村尝试对农村推行了20多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变革结果。他们把不愿种田的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由村集体收回使用权，交给其他愿意种田的农户经营或由种植专业户统一经营。此举立即得到村民的响应，不仅使千亩丢荒田得以复耕，尤为可喜的是，种田也成了部分农民一种新的投资方式，农田又成为他们心目中的“香饽饽”。

　　青壮劳力外出打工

　　千亩良田变荒地

　　西凤村地处榕江之滨，牛田洋西侧，是潮汕地区有名的“建筑之乡”，人口多达1．3万，耕地面积却只有3300多亩，人均不到三分地。由于历史上人多地少，改革开放以后，村里很多农民为谋生路，纷纷洗脚上田组织建筑队到深圳、广州、珠海等地从事建筑行业。近年来，西凤村全村有4000多名青壮年劳力外出做建筑工，占了全村人口1／3。

　　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家里剩下一些老弱病残，随之而来问题也出现了。因为外出打工的人增多，部分家庭缺少农业劳动力，种田比较辛苦，也不划算，人均三分田仅勉强糊口，西凤村出现了大量农田抛荒的现象。刚开始，很多出外闯世界的村民不愿自己的责任田丢荒，就把田地无条件地给亲朋戚友耕种。可随着村里青壮劳力的大量外流，“寄种”的田地越来越多，种田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加上肥料和农药涨价等因素影响，田地免费转让寄种，农户还得倒贴给“收养”人肥料和农药钱。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村里出现了一些“田保姆”。可没过几年，因为种田亏本，就连“田保姆”也不干了。到了2002年头，村里丢荒的耕地达1000多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3。一些农户不忍心看着田地丢荒，每逢农忙时节，只得让外出打工的青壮劳力专程坐车回乡耕种。田是复耕了，但来回交通费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得不偿失。以往农户嫌农田分得少，如今农田却成了部分农户的负担和累赘。

　　农民是最讲实惠的，什么对农民有利，他们就搞什么，农田丢荒自有他的道理。西凤村党支部书记李钦雄算了一笔账：人均三分地，每年税费、肥料、犁田、收割费、农药加在一起，每亩田一年的成本至少600元，而产出一年两造共1000公斤，以每1000公斤800元的粮价计算，剔除应付的成本，一家人一年的辛苦换来的回报是微乎其微。

　　大胆整合耕地资源

　　荒地重获生机

　　至今回想当时丢荒的田地，李钦雄仍觉得心疼：大量的农田丢荒，芦苇、茅草长得老高，老鼠满地钻洞，这可原来都是良田。

　　不止李钦雄对丢荒感到心疼，就是村里的村民，当时对此的反映也很强烈。如何解决农田抛荒这一棘手问题？西凤村党委会、村委会及村民代表为此多次讨论，得出了一个结论，村民不愿种田的原因不是懒惰，而是无利可图。沿用了几十年的“人均三分地”在新形势下出现耕种成本高、效益低等弊端。同时，一部分愿意耕种的农民却没有多余的土地，而一部分不愿种田的却让田地白白荒掉。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市场规律和实际发展的需要，重新整合耕地资源，革新制度，逐步实现规模化耕种，才能提高农业效益，刺激农民种田积极性。

　　于是，一场有关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革在西凤村上演了。

　　2002年，西凤村开始了第一次“耕地调剂”，把700多亩丢荒土地统一规划为鱼池、菜园和果园用地等，然后公开出租。这种方式引起很多村民的兴趣，十多个村民分别租下了这片荒地。

　　当然，这第一次“耕地调剂”并非开局顺利。一开始，有些村民甚是顾虑，担心这一来以后收不回田地。对此，村委发动老党员、老干部等，向村民讲解、宣传，阐明出租田地不是没收其土地承包权，实行耕地调剂既能消灭丢荒，又能减轻集体负担，增加村民收入。利益讲明了，村民点头了，工作也就好做了。

　　还就如李钦雄所希望的，这次出租带来的变化是，荒地重获生机，还造就了村里一批农业专业户，也为村集体每年增加了14万元的承包费收入，村集体每年还节省了20多万元的灌溉费用。对集体增加的收入，村委用于修建机耕路和排灌设施等。

　　耕地调剂使得村委会尝到了甜头，鉴于村里劳动力的转移情况，李钦雄和村委决定对全村的土地资源进行整合，以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资源。

　　今年初，西凤村的2700多户农户收到了村委会发出的一份《2004年村民承包田调整逐户登记表》，农户分不分田由自己选择。有了第一次“耕地调剂”的宣传和尝试成功，这一次就毫无阻力。加之在推出这个表之前，村委向村民作出了“不分田的可以享受不上缴有关农业税等优惠，60岁以上的村民不再分田也不上缴有关税费”的承诺。于是，经过三天考虑，村民在表上签下了意愿。统计结果显示，全村1．3万人口，有3000多人表示愿意继续耕种责任田，1万多人则愿意把田地交由村里统筹处理。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根据这个数字，从耕地中划出一片1200多亩灌溉和交通较便利的良田作为责任田，仍旧按“人均三分地”分给愿意耕田的3000多户农户。其余的耕地依照土质和灌溉条件不同分为三个档次，按每亩每年70元、80元、140元的租金租给农户，租期为四年。

　　说起这一次变革，李钦雄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给了他们搞变革的信心。因为当时也曾考虑是否会违背政策，但根据村的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实行责任田加租田制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符合群众满不满意为标准的群众路线，因此他们就放手大胆尝试。

　　部分村民承包大片土地

　　部分专心搞副业

　　尽管西凤村民对这种“责任田加租田”的新模式心态不一，他们各有承包还是不承包田地的理由，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对这种模式给予理解和赞同。

　　那些认为种田有赚头，想多耕田的农户纷纷踊跃租地，村里部分村民成了农业大户。像李来锐一户便承包了39亩耕地，成为村里耕地最多的“小地主”。祖祖辈辈以耕田为业的村民李来锐从来就没有想到，村里那片39亩的沃田竟然一下子全归他名下。按年初村里未实行耕地调剂之前，李家四口人，按“人均三分地”计算，也就得个一亩二分地。这一亩余地根本就不能养家糊口。李来锐到镇上一工地当施工管理员，每月的收入，足以维持这个农户之家的生活开支。以往税收重，粮价低，一年到头付出的人力和肥料可以说是白白地扔在地里，农民种田就像是做赔本生意。

　　如今，李来锐却主动选择了重返田园当起了耕种大户。与村委会签订的四年期合同书，首期付还两年租金4600元，李来锐就拿下了这39亩地四年的耕种权。39亩地，这相当于以往一百多个村民的份额。他的妻舅是澄海的种粮能手，两户合股经营，分工协作，手下还雇了四五名田园管理工，今春先行拿到的十亩地播下秧苗，另有十亩地种上香蕉林。进入六七月正是夏收时节，首批收割的稻谷已晒干贮存进李来锐家中的临时仓库里，今年粮价上涨，每百斤有八九十元。

　　李来锐算了算账，除去雇人犁田、收割、化肥等费用，每亩地一造就有200元的收入。

　　村民李东发长期承包村里灌溉，有责任田2．1亩，一直以种田为生。他认为随着各种税费的下降和粮食的提价，种田还是比较合算的。按他介绍，一亩田除了各种投入，一造可收入200多元，再加上承包村里的灌溉，还算过得去。

　　向来视田地为命根子的该村许多农民，从以前的“耕者有其田”到现在的“无田者”，他们是怎么看待这次土地变革的呢？在采访中，我们也同时接触了那些不愿意种田的农户。他们普遍有个看法，卸下责任田包袱，可以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可以一心一意搞副业创收，又免再缴交税费。

　　今年52岁的村民李光明是不愿分田的其中一户，按他的说法，西凤村采取这种土地变革方式，给他最大的利益就是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平时更加自由，更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经营自己的副业。李光明夫妇有一男两女三个孩子，按过去每人四分田，他家得分配一亩多田。两年前，他除了责任田外，还向村里承包7、8亩田，种有番薯、柑，还养了猪，终年在田间操劳，一年到头的收入仅可勉强度日，有时还得赔入。今年年初，当村里征求意见时，他选择放弃承包土地。他考虑到，一方面，家里仅他一个劳力，根本无力经营土地；另一方面，两个女儿在西胪电子厂打工，每个月有近两千元收入，由于没有责任田的束缚，自己相对比较自由，可以靠打零工每个月有500至600元，全家每个月有两千多元的收入，生活基本上过得去，并且不承包土地免缴各种费用，更合算。

　　刚从深圳回乡过中秋节的村民李益胜也有类似这种情况。20多年前高中毕业后，他就长期在广州、深圳等地做建筑施工员，每个月有3000至4000元收入，按照他一家四口人得分一亩多田，因长期在外地打工，两个儿子在读书，根本就无力耕种，只好撂荒或给愿意种田的亲戚朋友，但是各种税费、水利费等仍需要上缴。这次村里征求意见，他的妻子打电话问他时，他态度非常明确。由于没责任田，一年省了几百元的费用。

　　（文／李锡松李镇兴陈史华）

　　“承包＋租田”催生农业大户

　　据潮阳区农业局2004年5月的一份材料显示，潮阳全区农田丢荒弃耕总面积2566．4亩。造成丢荒弃耕主要是农业特别是种粮经济效益低；农村劳力转移，少数农户既无力复耕又不愿放弃承包权和经营权等原因。对于这种现象，潮阳区加强政策引导，积极探索，依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推行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使拥有土地承包权者转让使用权，集体收回使用权后，由其他愿意种田的农户经营或由种植专业户统一经营，以解决劳动力转移户无力经营又不愿放弃承包权的问题。

　　在政府的有意识引导下，像西凤村这种土地变革方式，在潮阳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镇如谷饶、和平、铜盂、贵屿等早已悄然出现。这种“承包＋租田”的方式在潮阳催生了一批种粮专业户和农业龙头企业。潮阳和平人、全国最大的水稻种植户马四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马四弟现在几乎租用了潮阳、潮南区和平、铜盂、贵屿、峡山、胪岗等镇所有的抛荒农田达3800多亩，仅夏季一造，他收入就达38万元以上。他坦言，若没有推行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采取租田制的方式，他根本无法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经营，也就无法种田赚钱。

　　潮阳区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汕头市粮丰集团有限公司，从1999年起与西胪、关埠等镇部分农户签订粮食种植、购销合约。2003年，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与6800多农户建立订单农业关系。去年创产值1．539亿元、利税1468万元，成为粤东地区较大型的一家民营粮食加工企业。

　　（文／李锡松李镇兴陈史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