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键词人口准入制

　　作者： 来源：背 景 人口准入制成舆论焦点

　　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认为，北京市居住人口已超过各种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建议摸清北京市实际需要的人才类别，用准入制度进行合理引入，规范人口流动。此语一出，立刻成为舆论焦点，引来议论纷纷。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更不乏。有观点认为：北京是全国人的北京，凭什么就成了北京人的“私产”？直评市场给准入制投下

否决票

　　最近报上有两条消息，看起来像是与提议北京“建立人口准入制”唱对台戏。

　　据1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人在北京买房置业的人越来越多，这次有近20个北京楼盘集体到太原推销。如果把在北京购房置业的山西人算作富人的话，这是“北京人”通过推销自己吸引富人进京。

　　还有一则消息，《北京市家政服务员缺口10万》，春节期间缺口更大。一个北京人感慨：“我都觉得可以没有老公，但不能没有保姆。”（《中国青年报》1月26日）保姆多来自农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与有房有车者比应该算穷人———这是“北京人”离不开保姆要穷人进京。

　　富人穷人进京来，这种现象说明，他们的行动不是谁的驱赶，而是市场驱使，是一种市场行为。无论贫富贵贱，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人人平等，在市场中同样具有公平竞争的权利。最终谁能来北京，谁能在北京驻足和扎根，成为“准入”的北京人，政协说了不算，政府说了不算，教授说了不算，市长说了也不算，最终还是市场说了算！至于问题，也应该顺应市场来解决，顺应市场潮流建设发展新北京、新国家。

　　这是市场给北京人口“准入制”投的否决票。摘编自《中国青年报》1月28日 文/李文喜求 是 重视准入制背后的利益诉求

　　笔者的一位北京朋友说，从一个纯粹北京市民角度，他支持“准入制”。毕竟城市不能无限制地膨胀下去，否则“后果很严重”。但是，从良知来说，他又极力反对这样做，因为“准入制”的确有违公平、正义这些普适价值观。

　　可见，“人口准入制”支持者并非不懂公平、正义这类“大道理”，也并非一时头脑发热、想当然，其背后有着深层的利益诉求。因此，对“准入制”仅作对与错的价值判断，还远远不够。

　　福利经济学家卡尔多发现，现实中的改革并不总是使社会中每个阶层成员的福利都得到增进，有一种可能是一部分人福利增进，另一部分人福利受到相对损失。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利益，往往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通过不同的形式提出他们的利益诉求，促进有利于自己的行政决策。

　　北京是首都，处于政治中心地位。这么多年来，国家投入巨资建设，经济水平、居民收入、教育机会等各项发展指标均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北京发展起来后，享受成果的首先是北京人。由于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外地人想来北京发展很正常，人往高处走嘛。由此带来的交通拥堵、资源紧张、治安混乱等问题，确实让北京人的利益受到损失。提出“人口准入制”，只是北京既得利益者的本能反应———谁不想让自己碗里的肉多些呢？这也是它能够获得一些北京居民支持的原因所在。

　　虽然判断一种利益诉求的标准是社会公正，但利益集团从来不会将自己的利益拱手让出。“准入制”虽然不符合社会公正，但这个诉求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将其化解掉。

　　首先，社会需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足够的补偿。这种补偿可以表现为“反哺”。据1月25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市委书记黄丽满称，深圳已先富，但不能“为富不仁”，应该反哺全省乃至全国。这是一个好现象。只有全国均衡发展了，人口才不致盲目流动。

　　其次，社会公正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需要社会博弈，特别是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但是，现在代表弱势一方的利益集团还没有形成。所以，如何培育弱势集团，让其有能力与既得利益集团谈判，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摘编自《中国青年报》1月28日文/柳长盛纵论 “人口准入”何成热议

　　公正地说，人们将不满指向张惟英委员，显然有些意气用事。所谓“人口准入”，并非她的首创，她不过将眼下不少城市正在实行或者期望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用一种更通俗、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而已。比如，2003年底，《广州市人口准入基本条件》曾在报上公开颁发；深圳也曾有政协委员提出，大量低素质人群的涌入，使深圳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至少推迟5年。

　　细究起来，在国内，但凡上了规模、有了名气的城市，哪一个在户籍管理制度上没有实行暂住证制度，哪一个在人才引进上没有设置“门槛”？其灵魂，不都是“准入”二字？在一些城市，恐怕已不是人口是否“准入”的问题，而是“准入”实际操作过程中制度的宽严、程序的松紧问题。

　　我想，城市对人口实行“准入”，既有城市对自身承载能力的无奈，怕是也有对城市品位的“自爱”。基于这种情况而采取的“容易操作”的管理办法，基本上是“堵”，用行政力量将看似无益于本地发展的一类人谢绝在外，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这种方法操作起来简单，只涉及公安、民政、劳动等少数部门，措施直接有力，能在短时间内奏效，相信对一些现实的城市管理者而言，还是有相当吸引力的。

　　但是，容易操作只是表层原因。我想，很大程度上，还因为这种管理较少地触及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因为，如果采取“疏导”的管理方式，必将产生城市资源、利益再分配的结果，引起一批城市原住居民的不满。这一点，是一些城市所不愿面对的。

　　理论上看，城市化发展到今天，带来的种种弊端并不是人口流动造成的，而是人口单向流动造成的。一方面，大量的精英人才涌向大城市，寻找用武之地，大批贫困人群也涌向大城市，寻找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城市里的原住民守住户籍不放松，即使已下岗待业，即使能在外地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也不愿离开繁华的大都市，放弃城市户籍之下的社会保障福利。城市人口只进不出，其发展速度自然比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要使城市人口有进有出，实现有序的双向流动，城市就必须打破地区行政壁垒，开放就业市场，实行更大范围内的失业、医疗保障统筹，面向各地开放自身的城市资源，将平等的商机提供给来自各方的企业。这必然触及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原住民的利益———就业机会的减少，生存竞争的激烈，也必然影响属地企业的利益———失去优惠政策，与其他企业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当然，我们也知道，城市人口管理的思路和办法是不能脱离现实的。否则，理想化的东西只能在实际操作中碰壁。不过，我要说的是，“人口准入论”看似为了促进城市稳定、繁荣，其实也是对现实社会矛盾的一种妥协与退让，而我们是无法在妥协与退让中期待城市光辉灿烂的未来的。摘编自《人民日报·华东新闻》1月28日文/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