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首支医疗救援队：忙得只认伤口不认人

　　归来队员讲述赴斯里兰卡前线故事

　　1月19日，北京第一批医疗救援队自海啸灾区斯里兰卡加勒市返回。在短短两个星期里，医疗救援队共接待就诊灾区患者2059人次,并展开了大量的卫生防病工作。当记者再次见到这些队员时，他们虽然看上去黑了、瘦了，但精神状态却格外地好，而且每个人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暴发疫情的隐患随处可见

　　救援队卫生防病分队队员、北京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博士吴淑艳介绍，尽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1月2日当他们踏上斯里兰卡南部灾区的加勒市希卡杜瓦镇时，还是被眼前的惨状震惊：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成了残垣断壁，一列载满旅客的火车被冲出轨道100多米。卫生防病队的营地驻扎在寺庙改建的难民营里，近千人生活在一个大厅里，其中大多是老人和孩子，他们每天吃的都是由捐赠人送来的大锅饭，听到寺院住持开饭的广播后，大人、小孩就一起排队领取，然后坐在地上，用手抓饭吃，没有看见过有人饭前洗手。寺院有两口水井，可水井不远处就是污水河和厕所，在几乎每天都下雨的热带地区，污水、粪便和垃圾随时都有可能污染井水。而厨房更是被一片污水包围，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再加上垃圾剧增，厕所堵塞，白天苍蝇多得直往人们脸上撞，整个地区暴发疫情的隐患随处可见。

　　这样的情况让每个防病队员的心都揪的紧紧的，“一刻也不能等，必须马上采取防病措施。”吴博士说，队员们和当地卫生部门一起围绕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三个环节，迅速开展了防病工作。

　　水质检测专家魏建荣主任每天在闷热的环境中登上爬下，使用自带的仪器检测灾区的井水、末梢水、难民的储水瓶。和队员们一起把寺庙内外、村民家中每个饮水的地方都仔仔细细地检查，每天坚持。“开始的时候，灾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在干什么，我们检测他们的饮用水时，他们就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不肯配合。我们一遍一遍地解释，告诉他们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村民们终于理解了，后来就主动地排着队把水送来给我们检测。有一次，我们检测后发现水中余氯过高，提醒灾民不要饮用，当时刚接好一瓶水的老大爷马上倒掉了瓶中的水，说‘我就相信中国医生’。”“有一次，我们正在一个水龙头旁采水取样，突然一个难民跑来，向我们连喊带比划，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水不能喝，而这正是以前检测之后我们告诉他们的结果。”

　　灭蚊蝇先要说服当地人杀生

　　潮湿闷热的斯里兰卡，蚊蝇密度很高。但是斯里兰卡人大多信仰佛教，平时根本不让杀生，想要说服他们比把大量的蚊蝇消灭要困难得多。队员们为了解决卫生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绞尽脑汁，杀灭蚊蝇的办法终于找到了———“给苍蝇蚊子念经”。队员们每次杀灭行动后，寺庙内的和尚就念上半个小时的经文，为死去的蚊蝇超度。

　　吴博士介绍，为了给难民们普及这些知识，她专门用英文写了通俗易懂的健康教育宣传材料，再请人翻译成当地语言。为了告诉难民饭前便后用肥皂洗手、不要喝非饮用水、衣物要洗净在阳光下晾晒后再穿用、有腹泻等症状的不能从事食品发放工作、出现发热腹泻等不适症状后及时就医这些知识，她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把宣传材料交给寺庙住持，问他能不能用寺庙内的大喇叭广播，住持非常高兴地说：“好！我马上就去广播，我们要每天广播，每10分钟播一遍。”

　　以后，每次广播后，灾民们就马上按广播的内容忙活起来。为了让孩子们养成饭前洗手的习惯，吴博士说她跟孩子们说谁的手洗得干净，就奖励饼干，孩子们回来后都举着洗净的小手要饼干了。慢慢地，孩子们知道她关心的是他们洗没洗手，所以每次见到她都会举起干净的小手。有一天，他们当中的一个男孩走到她面前，张开攥着的小手，原来里面是一块他舍不得吃的饼干。

　　感谢中国医生是听到的最多一句话

　　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赵新颜告诉记者，1月8日中午，是他们在灾区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第七天，我国驻斯国大使送来一面国旗，他们建议医疗队在营地挂上五星红旗，以便向灾民们说明我们是一支来自中国的医疗队。接到国旗之后，大家最发愁的是找不到一根像样的旗杆。“我们能看到的木棍都是被海水冲折的树杈，不够直，”赵说。于是他就找到医疗队的翻译苏哈帮忙。“苏哈还真有办法，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根旗杆，笔直的、银灰色，足有三米多长。”赵说。下午，就在营地前，医疗队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升旗仪式。赵新颜在他的日记里写到：今天我们在营地升起了国旗，有强大的祖国为后盾，心里很踏实。以后每天都能看见五星红旗，每天都可以在五星红旗下工作，真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心里特自豪。

　　从那天起，这面五星红旗一直在中国医疗队营地上空飘扬，直到医疗队撤营，她才被降了下来。

　　友谊医院胸外科医生高志说，刚到加勒难民营的第一天，他在水龙头下冲澡，正巧旁边寺庙里的一名小和尚路过，小和尚用日语向他问好，高用英语对他说，我不是日本人，小和尚又问：是韩国人？他答：不是。小和尚穷追不舍,唯独猜不到他们是中国人，但是一个星期后，当地人再见到医疗队员时都向他们打招呼：中国医生，中国医生。特别是医疗队即将离开的最后几天，“感谢中国医生”是他们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忙得抬不起头，只认伤口不认人

　　友谊医院骨科主任王炳强说，他们每天诊治近200人次的患者，外伤感染以及在废墟上造成的新鲜外伤患者占1&3,发烧、感冒、腹泻患者占2&3。医疗队的临时门诊就设在营地旁边的大树下，每天患者都会在这里排成三支绕着圈的长队。负责给患者换药的高志医生总是忙得抬不起头来，基本上是，伸过一只脚来，翻译在旁边介绍一番病情，他打开纱布换药，伸过一条腿来，他打开纱布换药。有时候，他在翻译介绍病情之前就打开了纱布，一看伤口，认识，这位患者上次来过。

　　在灾区出诊也和在国内医院大不相同，首先是与患者沟通特别困难。于是当地志愿者就成了中国医生的翻译。每台手术之前，外科医生也要通过志愿者告知患者将要接受什么样的手术、会不会感到痛、治疗效果会如何等。不过令队员们特别头痛的是，志愿者一口的东南亚英语实在让人费解。另外，由于辅助检查设备不足，外科医生只能在一只条凳上给患者换药，后来志愿者搬来一张床，当遇到大一点的手术时，患者就可以躺在床上了。

　　医疗队的翻译兼向导苏哈

　　提起医疗队在灾区的生活，赵新颜的嘴边总要挂上苏哈，因为他是医疗队的翻译兼向导和协调员。在采访中，赵新颜对苏哈是赞不绝口，因为中国医疗队建营的地点就是在苏哈的建议和帮助下确定的。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带着那么多的医疗救援物资，究竟在哪里安营扎寨让中国医生们拿不定主意，苏哈建议，营地设在寺庙墙外边，因为当地人信佛，寺庙是那里的宗教圣地，再坏的人也不敢在佛的眼皮底下为所欲为。每天苏哈比医生们还忙碌，因为他要站在三名出诊医生的中间，分别为他们进行现场翻译。

　　赵新颜介绍，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使中国医生们认识了苏哈。在医疗队刚刚到达斯里兰卡的加勒难民营时，队员们到附近银行换当地货币，银行的办事员想多收他们的钱，被当时正在银行的苏哈及时制止了。很快这群人生地不熟的中国人就和苏哈成了朋友。渔民苏哈，35岁，刚刚结婚一个月。突发海啸的时候，他正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出差，侥幸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但他的岳母、小舅子、小姨子们都在海啸中丢了性命，苏哈所在公司的大船也被疯狂的海水卷走了。于是苏哈就成了志愿者，他对中国医生说，你们来帮助那些因海啸而受伤、生病的人，他们都是我的同胞，我帮助你们就等于是帮助了我的同胞。

　　每天吃辣椒酱加干吃面

　　队员们刚到灾区的时候很不适应，那里的白天像北京的伏天一样闷热，可是到了晚上，前半夜帐篷内像桑拿间，后半夜则湿冷无比，能把人冻醒。没枕头、被单和毯子，大家都前半夜枕着衣服睡，后半夜拿衣服当被子盖。队员们在斯里兰卡始终是野外露营，为了尽快开展工作，在搭建帐篷时他们也没顾上仔细平整地面，结果在铺上大约1厘米厚的防潮垫后，“地铺”上也是凹凸不平，队员们自己说睡觉就像“桑拿+按摩”。

　　到达斯里兰卡后的前几天，队员们的主要食品是自带的压缩饼干和干吃方便面，没有蔬菜和水果。几天下来，干吃面吃起来如同嚼蜡一般，难以下咽。于是队员们便把辣椒酱抹在干吃面上，还风趣地称之为“中国式西餐”。几乎每个队员都出现了便秘，要靠泻药解决问题。这种生活直到第二批救援物资到达后，才得到缓解。

　　对于医疗队中的女性队员来说，工作忙、伙食差还都能忍受，而最让她们感到难以适应的是洗澡和上厕所。先说洗澡。在酷热的室外忙碌了一天，满身是汗的队员们总得冲个澡，但唯一可以洗澡的地方只有一个半米多高的水龙头，而且还是露天的。天黑以后，男队员可以蹲在龙头下冲凉，女队员就比较难办了。后来不知是谁想了个办法：女队员洗澡前，先由男队员清场，也就是请周边的闲杂人等回避，然后再在附近站岗放哨。

　　护师刘作辉说她从来不敢在晚上上厕所，因为晚上的厕所里总是潜伏着一米多长的大蜥蜴，它们会对如厕之人搞“迎面扑来”式的突然袭击。在白天，这些大蜥蜴会在营地四周的房顶上晒晒太阳，偶尔也喜欢到地面上溜达。一天中午，赵新颜躺在屋檐下的阴凉里午睡。一睁眼，他不敢动了，原来一只一米多长的大蜥蜴就趴在他头顶的墙面上，直到当地人把这不速之客赶走，赵才从地上坐了起来。

　　最后，队员们要离开的时候，驻地的老僧人特意采摘了一束带着露水的鲜花，双手合十，把花举起递给队员们。一位15岁的小和尚，犹犹豫豫地问：“我想和你们一起回中国行吗？”队员们虽然离开了，却在灾区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卫生防病队：留下的消毒设备，当地的消毒员已经能熟练使用，在当地编写的宣传材料以后仍然会继续传播，当地报纸也整版整版地刊登队员们留下的灾后饮用水卫生、食品卫生、个人卫生知识等等。

　　新闻链接

　　2004年12月30日，卫生部组建总数为100人的10支卫生救援队。第一支和第二支分别由上海、广东27名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组成的卫生救援队先后赶赴泰国普吉进行医疗救援。

　　2005年1月2日中午，中国第三支即北京第一支由北京友谊医院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14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卫生救援队出发前往斯里兰卡加勒参加救援。

　　2005年1月25日，第四支中国卫生救援队自北京出发，赴印尼灾区参加卫生救援工作。第四批卫生救援队由20人组成。

　　截至目前中国已先后派出四支医疗救援队赶赴相关国家进行卫生救援工作。（赵新培 于巍 吴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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