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伪证罪”触及《刑法》硬伤？

　　2005年1月14日，“重庆律师涉嫌犯罪第一案”中的荣昌县律师蒋道财正式委托律师，向永川市法院、永川市检察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此前，蒋道财曾因涉嫌私自在看守所向嫌疑人传递信件被捕。

　　2004年12月27日，重庆市一中院“二审”宣布蒋道财无罪。

　　蒋道财近日告诉记者，如果可能，他还会选择继续当律师，毕竟这是他的理想，只是再也不会代理刑事案件了。“风险太大，无论你怎么小心谨慎，《刑法》第306条的规定随时都可能把你套进去。”

　　看守所里偷递信件被发现

　　事情缘起于一起强奸案：2003年6月14日，荣昌县周泽勇、汤加林等5人，合谋将女青年王某奸淫。次日，周泽勇等5人被该县昌元镇派出所抓获归案。

　　此后，周泽勇之父周世文找到督办此案的荣昌县公安局法制科干警高某，请求其想办法。同年6月27日，受害人王某按照周世文授意，找到昌元派出所副所长黄某要求撤案。因王某翻供，荣昌县检察院对周泽勇等人作出不予批捕决定。

　　案件被有关部门侦破后，王某道出了实情。2004年2月，荣昌县法院以强奸罪对周泽勇等人进行了宣判。高某行为败露后，被异地关押于永川市看守所。2003年9月15日，高某妻子黄某委托律师蒋道财为丈夫辩护。2004年3月9日下午，蒋道财和黄某等人一道乘车到永川市看守所会见高某，途中，黄某将自己事先写好的两封信交给蒋道财，要求其在会见时传递给高某。

　　在会见过程中，蒋道财利用两人通话之机，将会见室灯关掉，迅速将信件传递给了高某。这一举动被看守所监控录像录下。监管人员当场从高某身上搜出长达12页的信件，内容涉及案情，写有串供内容。

　　2004年4月27日，永川市检察院分别以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对蒋道财和黄某提起公诉。

　　永川市法院于同年9月22日一审判决，蒋道财涉嫌将串供材料交给高某，其行为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罪，判处蒋道财免于刑事处分。随后，蒋被取保候审。

　　重庆市一中院二审认为，蒋道财在担任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利用其在羁押场所会见犯罪嫌疑人之机，帮助他人传递涉嫌串供的信件，但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主观上明知信件主要内容，且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应认定其构成犯罪。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并于2004年12月27日宣告蒋道财无罪。

　　记者近日辗转与蒋道财取得联系，重获自由的他回忆起这段不寻常的日子，显得很无奈：“知道内幕的朋友都为我打抱不平，而不知情的人见到我，脸色难看得很，就像我真是罪犯。当时我真以为那只是一封普通家书。”蒋道财告诉记者，他当时也知道传递信件是违规行为，所以在传递信件的时候，将会见室的灯关了。

　　蒋道财说：“虽然法院最终宣判我无罪，但我的律师证还被扣着，无法继续从事律师工作，只好靠学车打发时间。”

　　“串供”案引起律师界极大关注

　　前不久，全国律师协会曾对23个律师“毁灭、伪造证据”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中11个案件涉及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错案率近50％。

　　《刑法》在1997年修订后，律师执业中涉及《刑法》第306条的案件占全部律师维权案件总量的80％。仅2001年，全国就有几十名律师涉嫌触犯《刑法》第306条。

　　曾参与《刑法》制定工作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长青透露：当年立法时，第306条内容是否纳入《刑法》就曾引起过很大争议。

　　他认为，从立法精神看，第306条针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出专门规定是正确的，因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熟悉法律，又有权依法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查阅案件材料，比起一般人有条件也有可能出现毁灭、伪造证据或者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等情况。而目前，律师界的确也有个别害群之马。

　　但他同时认为，当前部分公安、检察机关人员确实存在不能正确对待律师依法办案的现象，往往认为律师是在给自己办的案子挑刺。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有可能针对律师找茬子，而《刑法》第306条无疑成为这些人手中的尚方宝剑。各地出现过近百起律师因涉嫌违反《刑法》第306条而被追诉的案件，其中相当部分律师都被判决无罪。

　　赵长青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应归咎于法律本身，而是有待执法部门按照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提高依法办案的整体认识和执法水平。

　　一位律师说，备受瞩目的串供案不仅是一个个案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全体律师的执业环境和刑事辩护权问题。

　　律师被错捕错判的案件，是办案机关重实体、轻程序的体现，集中反映了当前某些基层司法机关和律师在执法理念上的冲突。

　　刑法第306条的尴尬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聂天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如果仅就律师实施传递书信行为就认为是犯罪，是不合适的。从本案的情形看，蒋道财的确违规。聂教授人为，蒋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实施了传递、帮助行为，意图是使犯罪嫌疑人逃避惩罚，构成了串供的要件，应受到《律师惩戒规则》的约束。但是，毁灭、伪造证据罪，必须达到一定程度，不能认为只要一传递信件，就是犯罪。我国刑法还没有专门的条文来惩罚这种行为。

　　负责帮助蒋道财申请国家赔偿的傅达庆律师日前称，蒋道财虽然有违规行为，但并不构成犯罪，重庆市一中院的判决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有关部门应当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赔偿责任。

　　傅达庆律师透露，现在很多律师都不愿代理刑事案件，因为控辩双方表面平等，实则辩护律师处于弱势地位。某些办案机关一直沿袭“有罪推论”，而辩护律师坚持的是“无罪推论”，双方在理念上分歧极大。为刑事被告辩护本是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个别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认为律师是给罪犯翻案，是和他们对着干，因而敌视辩护律师，处处利用职权设置障碍。

　　记者问蒋道财经历此次变故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律师的地位太低了。”

　　众多律师对记者的采访讳莫如深，很多人不愿多谈。有律师认为，《刑法》第306条是一个不公平的法条，它的“出生”有它的特殊性。“306条”不修改，律师执业将会更艰难。

　　如何保障律师合法权益，成了律师们关注的焦点，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现在律师均不愿接手刑事案件。一位律师告诉记者，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律师不敢稍有差错，否则，检察部门会立即放下手中的事，组织人手，先追究律师的责任之后，再继续原来案件的诉讼。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律师都不敢过分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

　　重庆佳程律师事务所胡冬舫律师表示，在本案中，律师确实犯了“低级错误”，但是，仅凭这点就定律师的罪，确实有些牵强，二审法院的判决也说明了这点。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不但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要维护法律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