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家对于民工工资拖欠、子女就学难等问题十分重视，但是如何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却是一个新课题。“烦忧热线”的烦忧一年接到1300多个电话除了倾诉还有投诉而立之年的菜农陈军，如今已是北京西北角肖家河一带的名人。出名，是因为他在自己不足十平方米的窝棚里办起了一条“烦忧热线”。一年多下来，共接到1300多个电话。“种菜以外，就想做点别的事。”虽是单身汉，可在和“工友”的交往中，有不少人包括小女孩找他倾诉烦恼和苦闷。陈军忽发奇想：何不办个热线电话呢？就叫“烦忧热线”。于是，他在社
区张贴小广告“广而告之”。随着知名度的扩大，热线的来电范围早已超越社区。反映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欠薪、土地纠纷、法院执行难等等。“情感问题最初占百分之七八十，现在占一半以上。”希望电话不再响了但有谁来倾听这种述说热线只是一个缩影。陈军说，农民工来到城市寻求发展，虽然大部分人对外交流比较困难，但他们不仅有文化需求，而且很迫切。“很多人没有业余文化生活，就去看录像。前一段有几个人掉粪坑里，还淹死俩。我不知道这是社会的悲剧，还是他俩的悲剧。”精神苦闷、渴求文化……农民工的种种需求，难以用语言描述。“真希望电话不再响了。可又有谁倾听他们的述说呢？”陈军说，春节以后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否则就没法活了。“现在，每天还有电话吗？”“5到10个。”烦忧热线的倾诉折射农民工的文化需求“烦忧热线”何以“热”？“这说明农民工存在大量的精神文化需求。”北京世纪蓝梦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一解释说，“陈军可能心理学知识不足，但他愿意听别人讲。从心理学角度讲，他给人提供了一个倾诉的地方和机会，倾诉者说出来是一种心理宣泄，能缓解精神压力。”李一认为，烦忧热线的受众范围比较窄，专业水平有限，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政府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大范围培训农民工，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仅在劳动力输出地，而且在城市里。”社区也是打工者的家我们也来帮农民工一次“农民工的精神文化是个大问题，很多人还没意识到重要性，或者没有我们这种紧迫感。”这位“小巷总理”大胆建言：“上一次是温总理帮农民工讨工钱；今后，我们要再帮农民工一次———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帮助他们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社区也是打工者的家。”杨玉铃说，“我们还想向专家学者请教，取取经，进一步探讨流动人口的教育、服务和管理问题。”“小巷总理”帮农民工找精神家园本地人与外来人比例为1比3肖家河是北京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杨玉铃是这片2平方公里多土地的居委会主任，居委会6个人管着一片特殊区域：本地人口4000人，外来人口12000多人，比例1比3。成立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让农民工逐渐融入社区居委会办了一件新鲜事：成立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2004年2月19日，协会成立那天，街道、海淀区的领导都来了，居委会的院子里哗啦啦坐了100来号人，不少是打工者。工友互助图书馆、电脑教室、社区快报……一年时间里，居委会和协会组织了6场次文艺联欢及普法教育活动，在社区和建筑工地为群众表演，社区居民和工友有6000多人参加；电脑培训班7期，参加的大部分是工友。这些活动普遍受到欢迎，一批文艺骨干在打工者中迅速成长起来，一些农民工也消除隔阂逐渐融入社区。农民工问题也要“两手抓”提高农民工的素质是一项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无论农民工具体人数是多少，这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事关城乡统筹发展、和谐社会构建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必须重新加以审视。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是一项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湖南省行政学院副教授艾医卫说。社会对农民工的关心还是太少“社会对农民工的关心还是太少。”长期关注农民问题的退休干部陈文龙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必须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满足他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使农民大量转变为城里人。“国家能否全面实现小康和现代化，首先要看农民。”例一：收工之后
最爱看新闻联播但一直都没看过1月28日，再过十来天就是春节。晚上7点多，记者来到北京西单南1000米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远处西单商业区的高楼华灯，映衬得这片工地更加暗淡。工棚在工地的后面，一幢简易的二层小楼。推开其中的一扇门，一个中年男子正蹲在靠里的墙角吃面条。“床脏了点，不好意思。”问清来意，他热情地招呼记者坐到床上说话。不足10平方米的工棚里，摆放着4张上下铺铁架床，杂乱堆积的棉被没有一处能看出究竟是什么颜色。“工棚里没有电视看？”记者问。“电视？你能找到算你‘能’。”这时候，其他的几个工友端着饭盆回来了。屋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电视啊，如果非要报道说有，倒也有，楼下办公室有，可那是给工头看的，咱们……”“其实，我最爱看新闻联播了，但现在一直没看过。”一干活出身臭汗就算是锻炼身体了“什么‘流动影院’‘流动图书馆’，全都是天方夜谭。”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工地上没有书报栏，但外面马路边有。提到体育锻炼时，一名工友说，“还要什么体育锻炼设施啊，工地上多得很，铁锹、抬筐都算，一干活，出身臭汗，就算是锻炼身体了。”一个30多岁的工友指着“对目前的精神文化生活满意吗”的选择题问：“选错了能改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划掉最初选的“不满意”，然后在“很不满意”后面重重地打了个钩。例二：没工夫看《功夫》
来北京两年了影院啥样都不知道华灯初上，夜晚的北京更加迷人。海淀区华星影院附近，人来人往。寒风中，32岁的张秀英伫立路口，耐心地等待顾客来买鸡蛋饼。她身后，是电影《功夫》的大幅灯箱海报：周星驰身着中式服装，腰别一把斧头，一脸严肃。“看过《功夫》吗？”“哪有工夫看《功夫》？”张秀英头也不抬，“来北京两年了，影院啥样我都不知道。”“民工影院，听说过吗？”“没有。”她满脸疑惑。一张票就三五十块钱辛苦一天还抵不上年关将至，正逢贺岁片《天下无贼》在全国热映。和城里人相比，农民工兄弟们尽管不能从容地走进电影院，但他们的内心同样充满享受精神生活的渴望。“看电影谁不想啊，可一张票就三五十块钱，我辛苦一天，还不够看场电影呢！”来自山东的汉子李永军做水果生意，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但他自认为还是有娱乐生活的。“收摊后和几个老乡凑在一起聊聊天、打打牌，有时跑到旧货市场看看电视。”对于新近的电影，他坦诚地表示没有什么概念。例三：卖柑者言
天黑就下班天亮就上班27岁的陈红建来自山西农村，在北京以卖芦柑为业，眼明手快话多。记者与其谈及“忙完活，做些啥”，沉默半晌的他，给人感觉却是又苦又涩。“中学毕业后，我就来北京打工了。像我这样做生意的没有啥早晚，不像城里人上下班有规定时间。我是天黑就下班，天亮就上班。”打从毕业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书“打工出来这几年，没少吃苦吧？”记者帮他用破被子盖住果箱。“其实也没啥，就是想家。白天做生意，晚上吃饭后便蒙头大睡，有时也会觉得自己挺没劲的，不像在山西老家，有朋友说说话、聊聊天，反正挺闷的，就是城里人所说的孤独、空虚吧。”“书，嘿嘿，打从毕业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也没有机会看，也没有那个多余的钱去买！”除了做生意的讨价还价没有什么话可说“在这里，有城里人的朋友吗？”“没有，一个也没有。刚来北京打工时坐公交车，我啥也不懂，拖着大包上车后，便一直在车门口呆着，司机师傅就冲我大喊，前门上，后门下，你不懂啊！其实，我也喜欢城里人的生活，也想和城里人亲近，听听他们的说话，也提醒自己不要随地吐痰。可在平时，除了卖芦柑时和城里人讨价还价之外，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几年来，陈红建一直住在吴家村的一排平房里。邻居们在不停地搬来，又不停地搬走，来往都不多。不过，他的小屋子这些天却有了丝丝暖意，妻子携着放寒假的女儿从老家过来，一起照料生意。(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