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慈善国宴”流产

　　今天是春节“慈善国宴”预定的举办日期，据中国扶贫基金会主任柏铮介绍，由于场地、人员等各方面的准备不充分，时间仓促，原定于今天下午举行的晚宴已经取消。但柏主任同时强调，利用晚宴的方式筹集扶贫资金仍是一种较好的方式，在国际上也较为流行。此次活动“流产”后，扶贫基金会将继续探索，使其更稳妥，更符合中国国情。扶贫基金会有可能在今年适当时候推出其他“晚宴项目”。（《京华时报》2月1日）翻开2月1日的《竞报》能看到这样的报道：1月31日上午，两位从河北来京的新人在王府井大教堂内举办超豪华西式

婚礼。婚礼的车队由16辆加长的卡迪拉克组成，每辆车有9米到16米长。轿车长龙在赴婚宴前还驱车参观天安门广场。

　　可见，中国是不缺富翁的。扶贫济困工作在祖国的大地上推行得并不好，原因并非民间罕见有钱之人，而是缺有识之士。

　　回头来看慈善国宴流产的“病因”。好端端一个可以解开富翁们日渐捂紧的钱口袋而扶贫济困的创意，却因“场地和人员等准备不足”而胎死腹中，果真如此吗？这样的善举会在哪块“场地”卡壳呢？时值年终岁末，各大会场、餐厅的聚会之多之豪，可能惟我中国之盛也。但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能与国际接轨，破天荒地筹划此次“慈善国宴”，理当得到有识之士的“绿灯”才对呀？

　　再者，“人员不足”是啥意思？说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不足，我不相信，社会上有那么多的志愿者；说国人中的富豪太少，也不客观，东南亚海啸捐款，有的富豪一人就捐上1500万元；说领导不能赴宴，这倒有点可能，但这完全是能变通的，级别也是可能调整的。

　　那么，慈善国宴流产的真正原困是什么？这里面有没有一双阻碍社会利益协调的“黑手”？可见，慈善国宴的“流产代价”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有关方面应将其告诉公众。让公众了解所有阻力的体制痼疾，从而一举将其铲除。此非笔者多言，我们的社会再也耗不起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拉大了。

　　慈善国宴缘何“流产”？柏主任的一句话算说到了点子上：扶贫基金会将探索出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扶贫方式，慈善晚宴在中国遭遇到了民意障碍，因为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最终被“叫停”。

　　对慈善晚宴的不同看法暴露出东西方思维的差异：慈善晚宴虽然能产生一定的效益，给穷人带来福利，但人们怀疑这种交易式的慈善到底在行善还是欺世盗名？慈善晚宴是充满理性的“国际惯例”，可中国人需要的是感性的社会温暖。两者不能焊接，只能以失败告终。

　　慈善晚宴的“流产”，提醒我们的政府和社会管理者，对一些所谓“国际惯例”不应简单移植到中国。“橘生淮南为枳”的道理谁都懂，可是因为涉及国际，关乎洋人，有些国人就比较容易犯晕。事实上，“国际惯例”的确镇住了不少人，但也伤了不少国人的心：单位随意开除员工，门票说涨就涨，电话打不打都得交月租费……许多蛮不讲理的事都被冠以“国际惯例”的大帽子抬出来吓唬人，先不说你那到底是不是“伪惯例”，就算是货真价实的“国际惯例”，也得考虑下咱中国的老百姓能接受不？这毕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办事，不必事事抬出洋规矩吧。尊重国情比按“国际惯例”办事显然更重要。

　　当然，咱得承认，既然是“国际惯例”，肯定有其先进和合理的一面。但是连总设计师在设计改革线路中，都强调中国特色，这说明对“国际惯例”，也应该完善和归整，不能简单照搬。扬其理性，先进的一面，撇除生硬冷酷的成分，加以中国式的温情理解，充分考虑国人的心理接受程度，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完美“惯例”。

　　慈善晚宴的“流产”是件好事。让我们终于看到，某些被“国际惯例”吓昏的国人，终于有了向其质疑的勇气和精神。而我们的管理者，也懂得了顺应民心，尊重民情，这是种管理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