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维娜：非政府组织应积极参与立法

　　孟维娜联合了北京部分民间组织，希望通过公民教育、社会动员以及针对《残障法》开展调研和讨论，最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修改《残障法》的议案，推动中国公民和中国NGO参与立法的实践。他们还将撰写出中国第一个《中国NGO立法参与倡导手册》

　　“我希望能影响决策层，至少在残疾人平等方面能够让自己的声音变成决策层的可供执行的有益参考。”说出这话的是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中心的创办人孟维娜。

　　她的话并不让人觉得“张狂”，从广州移师北京，但凡有机会参与一切可以参与的专家论坛，跟一些专业机构合作一些NGO领域内的项目，孟维娜特别希望借助这些渠道实现自己的理念。

　　她把自己的使命定位在残疾人平等尤其是智障人士的成长方面，主要是通过建立社区服务模式，改善智障人士及其家人的生存状态，培养智障人士独立生活的能力，为智障人士争取平等的社会环境。孟维娜说，尽管中国的公益社会刚刚起步，但她对未来的公民社会充满绚烂的憧憬。

　　设法影响决策层

　　立法参与，是孟维娜实现影响决策层的理想途径之一。

　　目前，《残疾人保障法》修改正处于征集提案阶段。孟维娜认为，《残障法》之所以在现实中不能完全有效地保护残障人的合法权益，主要原因是制定过程中没有体现公民的广泛参与，没有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即立法过程应该是由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具有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的公民意识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的过程。在一个社会转型期，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民间团体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作用越来越大，中国的NGO也应积极参与到立法过程中。

　　孟维娜联合了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和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一起，为修改《残障法》立下项目，他们希望通过公民教育、社会动员以及针对《残障法》开展调研和讨论，最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修改《残障法》的议案，推动中国公民和中国NGO参与立法的实践。

　　在活动过程中，她动员北京政法大学志愿者协会、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等全国著名的NGO组织成为项目合作伙伴，来参与收集调研过程。孟维娜认为，这样的活动会促使社会对NGO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立法模式和官方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立法模式加以比较，会促进普遍的公民意识启蒙教育。根据这样的比较，他们还将撰写出中国第一个《中国NGO立法参与倡导手册》。

　　她依然不断地调整服务，她需要用自己的“不安分”来调动慧灵的力量，用实力来证实草根的作用，从而改变弱小的地位。

　　孟维娜独自奔波，她质朴、温和，却也是倔强和干练的，她在高瞻远瞩而又脚踏实地地做每一天的事情，希望推动中国的NGO携手共进。

　　社区教育是切入点

　　沿着故宫背后的红墙青瓦，穿过一条曲折的小巷，缓缓推开一扇古旧的木门，一些孩子在高声尖叫吵闹着嬉戏玩乐，如果不是细致观察，你不会觉得他们是一群智障孩子。孟维娜愉快地听一个小女孩对她耳语，又不时整理一下一个顽皮孩子的衣角。

　　孟维娜恬淡地享受孩子们带给她的欢乐，她静静地目送着这群去社区里独立参加活动的孩子走出这个四合院。

　　这些孩子大多在16岁到20岁之间。孟维娜经过多方调查后得知，16岁以后，几乎是智障孩子的一个“空档期”。智障孩子在公办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人数不足2万人，而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孩子也都是这个群体的精华，可他们毕业后也就没有了任何再教育的机构。而此时的他们，年龄尚小，又无法工作，父母只好把他们禁闭在家中，时间一长，有些孩子就开始感到孤独、寂寞、无助，甚至有用小刀割腕、跳楼自杀的。

　　“空档期”里对智障孩子的培训异常重要，要让他们做到“自强、自立、自理、互助”，这是孟维娜创办慧灵的初衷。

　　她说，“我们不要集中营式的教育，我们选择了社区模式。每周二、四，我们带学员去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的电脑室，教学员使用电脑；让学员在街道当安全员；带学员去商场购物，去买菜、买日用品，教他们怎样用钱；教他们怎样和街坊邻居聊天，怎样与人打招呼和礼貌交往。”

　　孟维娜一心想培养那些智障孩子的生活技能，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而在中国实践这种模式，孟维娜显然是一个先行者。传统的封闭教育也就是被孟维娜称为“集中营式”的教育现在依然遍布许多城市，但是这样的教育对智障孩子没有任何益处，或许可以陪护他们的特教阶段，但无法成就他们的未来。

　　2000年到2003年，孟维娜从英国社工硕士Jane Perini那里学习到了一种系统的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操作方法，将传统封闭服务模式转向社区服务模式发展。

　　这样的模式伴随着中国社区建设的发展逐步成熟，在经历了居民的不理解和抵触之后，孟维娜在京城设立的7个服务点都得到了社区居委会和居民的支持。

　　在西安、西宁、重庆、长沙和天津等地的慧灵，也逐渐步入稳步发展的局面。孟维娜希望在全国各地都建立起中国慧灵的服务机构。本报记者 宋宗合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