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北京人”何去何从本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02日11:09 公益时报 | ||||||||
|
今年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政协委员张惟英提议北京设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此提案一出，便一石激起千层浪。毋庸置疑，700万融入北京的“外地人”，他们正在或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故此我们权且称之为“亚北京人”。“亚北京人”是北京的负担还是最新鲜的“血液”、最具活力的象征？为此，本报展开专项调查，特别求证——?
“亚北京人”·白领样本 “我的同学都在北京发展” 人物：刘女士 籍贯：天津 职业：北京某软件开发公司市场部主管 在建外SOHO的办公写字大楼内，记者见到了工作繁忙的刘女士，她一直抱歉地对记者说，因为刚刚与一个广告客户代表谈完下一期的软件开发事宜，所以办公室里显得很杂乱，这也是她百忙之中抽空接受采访。 刘女士是天津人，4年前来北京发展，现在是某软件开发公司市场推广部主管。“我大学毕业有四五年时间了，学的是计算机软件程序开发专业，当时在天津老家找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但总觉得IT业在天津的发展空间还是有限，应该趁年轻出来闯闯，看看外边的世界，所以就与几个同学一起来到北京。这一晃好几年过去了，当时我们一起过来的同学现在都在北京发展，大部分人都买了住房工作也挺稳定的。”刘女士说，因为所在的公司主要是从事游戏软件开发业务，需要源源不断的年轻人加盟，整个公司中一多半职员都是外地人。 “其实我来这个公司时间也不长，老板比较相信我，凭借我以前的工作经验，让我负责市场推广这部分，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里没人议论你是不是外地人，有无北京户口，而看中的是你为公司作出的实际成绩，大家工作都很努力。” “受工作影响，我每天都会接触网络，也是通过网络了解到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提出的‘流动人口准入制度’建议，我也是外地来京人员，相信还有许多想来北京这个充满活力的大都市工作的人。”当记者问及她看到这个提案后的感受时，她马上表示，这仅仅是个人的设想，估计根本实施不了。“这个提案的出发点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这方面无可厚非，但如果把人口素质下降归结到外来流动人口身上就不合适，北京现在有那么多外地来京投资经商者，这些人对北京的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人口流动是不能受限制的，还有人提出要适当提高北京的生活成本，用经济手段管理来促进人员的合理流动，也是不合理的。” 刘女士说她现在的收入比较理想，工作也很稳定，在北京这几年的发展，与自己当初的设想逐步靠近，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她感觉游戏软件市场很有前景，有长期在北京生活的打算。 我感觉在北京生活稳定 人物：丛先生 籍贯：山东 职业：CCTV某频道编导 丛先生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我也是外地人，1999年大学毕业后，从山东跑到北京找工作，在国家财政部干了一年多，好多人都认为那是个好单位，但我学的是师范数学专业，感觉这个专业就业面狭窄，想换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所以毅然决定辞职，重新走进学校，学习了两年电视知识，2002年幸运地进了中央电视台10频道，负责《××讲坛》的编导工作。” “现在我在《××讲堂》栏目做编导，其实和先前10套的那个栏目特征相似，每天大部分时间也要出去拍片子，搞栏目策划，休息时间不固定，做媒体的都是这样，感觉现在的生活比较稳定。”丛先生说因为在北京生活了6年多的时间，外加所从事的行业接触北京人的机会较多，对北京比较熟悉。 “我不同意提案中讲到的北京人素质下降是因为外地人进入的说法，在北京这个大环境下，其实有许多外来人受到了北京人恶习的影响，比如说用京腔骂人，外地人在家乡不可能有这种习惯，是到了北京耳濡目染形成的。” “对来京人员设门槛我觉得也不合理，流动人口达到了饱和，应该有相关政策的出台，这是必要的，但如果只对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准入，那么还有许多没人愿意从事的服务性工作谁来干？可能这些“苦力”活儿连北京下岗职工都不愿干，更不会让子女去干，所以很多不可或缺的工作都是外地人承担着，他们基本上没什么学历。” 有了户口方便许多 人物：潘先生 籍贯：山东临沂 职业：日本三洋公司北京事务所 潘先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贸易经济专业，现在日本三洋电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京事务处工作，负责日本三洋产品在中国地区的销售业务工作，他在该公司北京事物所工作近两年时间，一年前拥有了北京户口，成了真正的“北京人”，工作收入可观。 谈到拥有了北京户口后与先前相比的感受，潘先生说拥有了北京户口为他买房和购车提供了经济实惠，“如果是‘北京人’出门办事确实是方便许多，这方面我深有体验，前年买房因为是北京户口就比外地人买房优惠许多，比如孩子上学收费等也存在优势，但心里感觉与地道的‘北京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自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北京人，相信还有许多没有北京户口的人比我的感触更深。”“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像互联网一样，沟通自由来去自由，每个人也应该能够到任何地方工作，不受地域的限疲庋某鞘胁庞谢盍Γ呕嵛嗟娜瞬牛庋拍芴逑殖龃蠖际械淖颂！迸讼壬怠? 过得很舒服 人物：王女士 籍贯：哈尔滨 职业：北京某旅行社会展旅游部负责人 27岁的王女士老家在东北，在北京太和旅行社会展旅行部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每天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旅行社国内各团队的调派工作，包括交通的安排，公司业务逐渐扩大遍布到国内外，所以她的工作至关重要。 “我在北京上了四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这家旅行社，在北京呆了6年多，对北京算是挺熟悉的吧。因为离家太远了，基本上一年就回一次家，家里人对我在这里的工作很满意，对我挺放心的。” 王女士告诉记者，现在在这里的工作基本上还算稳定，写字楼里的工作环境毕竟要好些，也不像导游出去带团辛苦，这几年在北京的生活还可以，有不少人认为在北京生存压力大，但她觉得过的很舒服，过两天准备订机票回家过年。 (张 蕾) 他们在北京工作很开心，他们说北京是个大都市，北京人都很热心，给了他们许多帮助。他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一些生活还很困难的人。他们说要和更多的北京人交流…… “亚北京人”·灰领样本 “我愿意为北京服务” � 方贵良，21岁，江西人，一级盲残，按摩师。2002年来到北京，目前服务于北京某按摩保健中心。 按照约好的时间采访方贵良时，他正在为一位外国人做按摩，记者不得不在按摩室外等他。前台服务员告诉记者，这是方贵良的一位老客户，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他对方贵良的服务很满意，每次都点名要他服务。 大约等了25分钟，方贵良从按摩室走了出来，一位身材高大的金发男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连连对他说“谢谢，再见”。从小方走路的速度和姿势，你很难判断他是一个盲人。 方贵良告诉记者，他是先天性盲残，尽管父母想了许多办法，但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6岁时他进了江西省南昌市盲人按摩学校，并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初中和中专。 毕业后他先到上海去实习了一段时间，随后便来到北京找工作。他说他很幸运，来北京基本没遇到太多挫折，只是刚来的时候对北京的气候不太适应，现在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方贵良说，他从没为自己是盲人而感到自卑。他说，无论是谁，不管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只要你有一个好的心态，就一切OK了。他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他的一个客人，是北京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工作压力非常大，经常到按摩中心来按摩放松，一来二去，他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个人非常谈得来。这位校长给方贵良讲为人处世的道理，讲事业发展的艰辛。方贵良一边为他按摩，一边劝他多做运动，注意休息。去年中秋节的时候，方贵良给校长发了一条短信，提醒他多关心家人。校长回复了两个字“谢谢”。方贵良说，这两个字让他感动好久。 因为只有微弱的视力，方贵良几乎无法看报纸和电视，收音机几乎是他了解外界信息的惟一渠道，于是他渴望与人交流，渴望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去年秋天，他在收听北京电台的一档节目时打进热线电话，表达了他想认识一些北京朋友的愿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节目播出后，他一下子收到一百多条短信，朋友们的留言让他十分感动。节目播出时他无意中透漏了自己的生日，到他生日的那天，主持人竟还记得他，并为他点播了一首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方贵良说，“当时我别提有多激动了，一起收听广播的同事也为我欢呼起来。” 方贵良说他在北京工作很开心，除了生活开支，每月他还有一千余元的收入，他把收入的大部分都寄给了远在江西老家的父母，每星期他都要给父母打几个电话。“父母为我操碎了心，他们年岁大了，我想多赚些钱让他们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方贵良说。 说起北京，方贵良显得十分兴奋。他说北京是个大都市，北京人都很热心，给了他许多帮助。“只要北京需要，我会留下来，我愿意为北京服务”方贵良说。提到在北京遗憾的事，他说，也有，但不多。他几乎每年要回家一次，但北京的火车票太难买了。有一次他到火车站服务处，询问残疾人买票能不能照顾一下。人家答复他说，没有这个规定，残疾人和普通人是一样的，没法照顾。当时他觉得很失望，事后也理解人家的苦衷了，“他们也有难处，大家都得互相理解”。 方贵良说他有三个愿望，一是要出一本书，二是要开一间属于自己的按摩店，三是要多参与一些公益活动。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一些生活还很困难的残疾人。他说春节后他要到北京电台去做一档直播节目，他要和更多的北京人交流。 “钱不太好赚，生活还可以” 许志强，安徽人，今年32岁。5年前他和妻子一道来到北京。 天还没有亮，许志强便早早地爬了起来。妻子在身边的操作台上已经开始忙碌她的服装裁剪活。要过年了，这几天接的活比较多，她每天要干十六七个小时。许志强心疼妻子，自觉不自觉地担当起主妇的角色，他要起床为妻子做早饭，然后去出摊。他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父母承担起照顾孩子的重任，那一年孩子刚刚满一周岁。到北京后，许志强靠在街头摆摊修鞋、配钥匙为生，妻子有缝纫手艺，自己开了个小缝纫部，俩人一干就是5年。 “干我们这行的，没什么大本事，混口饭吃呗。”许志强一边为记者配钥匙，一边和记者聊天。天很冷，他的手指十分粗糙，脸被风吹得通红，耳朵上戴着护耳套。头发有些凌乱，像是很久没洗过的样子。许志强告诉记者，现在钱不太好赚，但生活还可以，过得去，怎么也比老家强。他准备春节前把孩子接到北京来，“孩子马上就到了读书的年纪，再留在老家我有点不放心，怎么着也得让他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有点出息，总不能也像我一样整天靠修鞋配钥匙活着吧？”许志强笑着说。记者问他，“孩子在北京读书的费用肯定比老家要高得多，能承受得了吗？”许志强低头干活，沉默了一会说：“节俭点呗，怎么说孩子读书都是大事。” 钥匙很快就配好了，许志强把钥匙递给记者说，拿回去试试，有问题随时拿过来。记者问他，在北京有没有被人欺负过，他说，“没有，北京人挺好的。再说我一个修鞋的，也不惹什么事，他们欺负我干啥？”许志强说，他和妻子租了一间平房，邻居们大多非常热心。有个什么大事小情，人家总是愿意伸手帮忙，“当然，也遇到过不讲理的”。 记者问修鞋这门手艺是跟谁学的，许志强说是他的叔叔。许志强特别强调了“手艺”两个字。他说，这门手艺按说也不算什么，跟着看几天也就会了，但要想把活做细做好，还是要下些功夫的。 临近中午，妻子送饭来了。许志强一边拿饭盒，一边对妻子说“是个记者，聊聊天”。这时，有一位老人手里拿个学生书包来修拉链。许志强放下饭盒，继续干起活来。 (王志利) “我能够清楚地知道，这座大楼里面每一个角落的状况，甚至知道每一块砖都是怎么放上去的，但也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大楼完工了，主人来到了，自己便再没有了进来看一看的机会，想到大楼在建筑时的一幕幕，心中不免有些伤感……” “亚北京人”·黑领样本 梁某：这种活他们是不干的 近来北京的天气有些寒冷，但是在工地上并没有太多体现出来，幸福二村综合楼工地上面，来往频繁地穿梭着运送建筑材料的车辆和戴着安全帽的民工，不时传出指挥哨子和嘈杂的机器运转声音，一切依旧忙碌。 “我今年52岁了，去年6月份经朋友介绍来北京打工的，现在工地上做杂工”，记者在民工宿舍的门口，见到了来自湖北农村的梁某。他说，日前在运输建筑材料时，左手被砸伤，当时感觉不严重，而且考虑到北京当地的医疗费用也比较高，就到小诊所里面随便包扎了一下，现在正休息。 “钱要省着花，现在天天吃饭却不挣钱，心里很着急，希望过年回家能多带几个钱回去”，说话时老梁的语气显得很无奈。 谈到在北京的打工生活，老梁一脸的苦笑，“现在还好些了，夏天时候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哪里有时间去工地外面看一看啊？来之前想了很多，到了这里才发现根本没有时间”，据老梁介绍，现在工地上的作息时间非常紧张，早上6点30分上班，这就意味着他至少要提前20分钟起床，随便吃几口早饭，一直干活儿到中午，然后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吃午饭，等到下午下班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这样紧张忙碌的一天后，根本就没有力气再出去，吃一口饭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只有这种时候，才感觉到身心都放松下来。 “过完春节后，我就不打算再过来了，北京工作的时间太长，工地上都是力气活，年纪大了有些挺不住了，还是准备到武汉去，一天的工资待遇差不多，但是只有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面对记者，老梁将苦水吐了出来，他说，对北京没有什么印象，来了半年多，天天就在工地上呆着，连工地的大门都很少出去，主要是害怕花钱，平时就是在工地上看到别的年轻人凑钱喝酒的时候，他就默默的躲开，起初别人就喊他，后来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像我这个年龄找份工作不容易，很多时候还得使劲干，万一哪天包工头感觉年纪大不要咱了，家里的生活不知道该如何维持！只能是干得比小伙子还卖力！好让老板感觉我这个老家伙还很能工作，”老梁一脸的愁绪，不停地诉说，记者了解到，老梁的孩子们都还在上学。 针对记者提到的流动人口准入制度，老梁只知道老板说过给他办证，但是没有看到过证件，清楚工资里面扣钱了，“限制民工来北京，那以后谁来盖楼啊，你看工地上哪有北京人啊，不是湖南、湖北，就是河南、山东的！以后让他们也到工地上来看看，他们就知道了，这种活计他们是不干的”，老梁凄然一笑。 董某：呆过四十多个工地 在凛冽的寒风中飘摇着的，是民工们所居住的宿舍“房间”，这些所谓的房子四面，仅是用一层旧塑料布环绕充做围墙，一个近30平方米的隔段里面住宿着20多人，房间的地下淌着水，一脚踏上去不小心就可能滑倒，床上的被子一片狼藉，两张紧挨着的单人床上分明放着三个人的铺盖。 三名男青年正团团围坐在房屋中间的一个小铁炉子旁边吃泡饭，看到记者进来，其中一名自称姓董的人解释说下午机器坏了，几个人中午没有吃好饭，现在补充一点，随后便跟记者闲谈了起来。 据介绍，他是1992年第一次来北京，当时只有19岁，就这样延续着在北京干了十多年了，“一共有四十多个工地了吧，记得不太清楚了”，他有些回首往事的感慨，“干的活儿多了，才渐渐悟出一个道理，新北京建设中的每一块砖和瓦都是咱外地民工给加上去的，但是，这里的一切却都不属于咱们，甚至咱们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董某的声音很低沉，“我能够清楚地知道，这座大楼里面每一个角落的状况，甚至知道每一块砖都是怎么放上去的，但也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大楼完工了，自己就再没有了进来的机会，心中不免有些遗憾，有时还感觉很可笑……” 不过，在北京也曾遇到过一些好事，那是前些日子，董某正在工地门口站着，突然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走上前来说第二天还来这里，要给他一些冬天的衣物，起初他还以为是开玩笑的，结果后来真的就送来了，甚至都不知道人家叫啥。 他说，房间里面的火炉是十几天前在数十名民工的强烈要求下才有的，前些日子下雪时，房间里面都还没有火炉，现在工地上面也没有热水，数百名民工都靠一个小热水器供热水，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所以大家都有些想家了。 吕某：害怕花钱 在施工现场，记者遇到一名来自河南的年仅19岁的吕姓小伙子，他说，现在这里每月有100元的生活费，平时吃饭和购物都是在工地上，一般不敢出门，一来路不熟悉，同时也害怕花钱。 吕某介绍说，在这里老板说是给办理证件，一般情况下是三证，包括暂住证、健康证、上岗证等，但是他的手中仅有花费15元钱在工地上办理的上岗证，其他的证件根本没有见到过，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体检等活动，不过老板已经通知过将钱在工资里面扣除了。 他说，对于频繁的证件他都不懂，但是希望办理证件时，能够少收些钱，或者不收钱，“现在工资没有多少，花费倒是很多，一天的工资是40元，每月大约要出20天的工，除去每个月300元的生活费和100元的零用钱，还有一些押金等，最终也就剩下300多元钱，而在一些工地上办理证件还要再花费一些，最终剩下的很少，就是节俭些过年回家时也只能拿回去3000多元钱，钱真是不好挣啊！但是花钱却如流水，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钱就已经被扣掉了”。 19岁的吕某显得很懂事，但是也很无奈。他说，自己从二月份离开家到现在已经一年了，而春节后刨去在路上的时间，在家还呆不到10天，母亲现在已经着急让他回家了，但是工地上还没有停工。 在当天的采访中，记者在工地上先后与数十名民工攀谈，其中年纪最大的56岁，最小的才18岁，他们均表示并不了解北京这个城市，一个人或者是父子几个人来到外地打工，一年到头终日劳作，只有春节才回家一次，他们只是知道现在建筑商不再拖欠民工工资了，而对政府两会上面的新动态却是不知道，只是听包工头的，但是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到他们在这个城市中所起到的作用，而不要剥夺他们劳动的权利，而同时，也不要让这些建筑商们趁机想办法赚取民工的血汗钱。 记者手记：采访结束后，走在北京高楼林立的大街上，突然身不由己地有种凄冷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群活生生的新北京的建设者，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的边缘地带，他们时刻在建设着高楼大厦，而在工程结束之后，便再没有了进入高楼大厦的机会；他们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没有时间去欣赏北京所能带给他们的美丽；他们终日劳作，却每个月只能有100元的消费资金，而即使在年终时也拿不回家多少钱，这就是他们，生活在四面漏风的工棚，面对世间的一切，只是淡淡的一笑。“假如抬高了来北京的门槛，那么谁到工地上施工？北京人吗？”这就是他们的心声。 相关链接： 日前举行的北京两会期间，在政协召开的委员座谈会上，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和市长王岐山都谈到了应关心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问题。刘淇表示，目前北京市有350多万来京务工人员，以后可能还会增加到400万人甚至更多。“我们应关心、善待他们。比如：冬季取暖，许多外来人员不了解炉子，经常发生睡觉时被熏死的事情，有的还是一家人。”王岐山说，SARS疫情之后，北京对民工生活条件进行了规定，如：一个民工宿舍不能超过多少人。他说，“北京人的孩子有几个人去当建筑工人？我每次到工地上去看，结果全是外地人，不是河南的，就是安徽、河北、东北的。北京一定要善待民工，不能苛求他们。如果我们把有些台阶提高了，人家在北京就没法呆了。” (赵冠军) 这种提案充满了对弱势群体的排斥 ——访李慧英教授 - 本报记者 窦丽丽 李慧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以一个积极的建议者的身份谈论了她对张惟英提出的“人口准入”的看法。 记者：张惟英教授提出要在北京实施“人口准入”，对想要进入北京谋求发展的“外地人”实施一些限制。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李：首先我觉得她提出的这项议案是不可行的，其次，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值得商榷。说它不可行，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咱们现在是搞市场经济了，一切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都要依靠市场来调节。在这种大背景下，你如果要依靠政府的力量、依靠行政手段来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很显然是行不通的。 记者：这项议案提出来以后，很多人质疑这项议案时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目前在中国行政手段已经有些行不通了，所以张惟英教授在网上说她所谓的限制主要不是行政手段，而是经济手段，比如说提高在北京的生活成本。您是怎么看的？ 李：她这里所谓的经济手段其实也是一种人为的。怎么提高生活成本？生活成本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人为的提高是不可行的，说到底还是一种行政调节。再说，你如果规定在京城周边租房子，每个月的房租不得低于六百，那么那些来京务工人员都租不起，他们有可能会走，也有可能寻找其他办法，前者会造成周边农民的收入大大下降，后者就有可能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所以说，她这种经济调节手段也不是市场行为，而是人为的。 记者：您刚才说，她这项提案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对的，那么不对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李：我觉得她的这种观点里充满了对弱势群体的排斥，是以一种贵族的身份在那里讲问题。比如，她说这项议案提出的原因时，着重强调了外来人员的低素质，强调他们造成的社会治安问题。我觉得这应该从多个方面进行考虑，有些外来人员的犯罪可能是因为素质低，但是也有一些外来人员的犯罪是因为社会的不公平，比如说有的农民工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到头你不给人家发工资，他能不铤而走险吗？所以说，北京的社会问题不单单是由外来务工人员造成的，她的出发点有问题。再有就是她提到的“绿卡”言论。我觉得在一个国家内部有必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吗？而且迁徙自由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你再用身份、地域、城乡等给人划界限，明显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人的自主发展，尽量打破、淡化户籍制度。 有些工作北京本地人是不做的，比如说一些家政工作、小时工、卖早点，这些外地人一般没有很高的文化，如果人口准入以后，他们不能到北京来，这些工作谁来做？我觉得张惟英教授的思路是有点问题的。 记者：张惟英教授在她的言论里把北京比喻成一辆大公交车，说这辆车只能容纳一百人，有两百人在等车，结果只能是必要的那一百人先上车…… 李：我还是觉得她的思路值得商榷。因为人口是流动的，在车行驶的过程中会不断的有人上车下车。如果这辆车实在是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人，那么中途会有人自动下车，不可能说我们明知道在上面呆不住了，还是宁可挤破头也呆在上面。我觉得不会，人都是理性的。现在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愿意到北京来，还是因为他以为北京会比其他的地方更有利于他的发展，而且实际上北京也能够让他生活过得下去。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政府要做的不是限制他们进京，而是要提供更多的信息，让农民工和那些想要到城市里来发展的人更加清楚哪座城市会更加有利于他的发展。人家肯定是以为北京好、北京能赚钱才来的。如果你能够让他们知道，北京人口太多，找工作不容易，赚钱不容易，那么，人家为什么还要到北京来呢？我们整天讲政府要转变职能，就是说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而不是限制他们的自主发展。解决北京人口太多的办法是疏导而不是限制。 记者：张惟英教授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她是站在北京城市发展的角度上来想问题的，而一般人只是站在个人发展的角度上来看问题，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人不赞同她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李：我觉得政府完全可以把人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统一起来。现在我们讲以人为本，就是要保护人的合法权利、维护人权。如果实施了这项措施，“人口准入”，就意味着外地人在北京会受到排挤和歧视，这和我们“以人为本”的精神是相悖的。拿北京的发展来说，我们可以把北京发展成一个超大城市，就是六环七环的扩大，也可以在北京周边建立一些卫星城市，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分担北京的负担，同时更有利于北京的发展。 “准入制度” 危及社会公正 - 吕守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2005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农民失地、就业、收入差距、贫困、腐败、环境、社会心态”等十分严峻的七大社会问题。如果将上述问题加以综合并稍加追问，不难发现这七大社会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指向：社会公正。 北京“准入制度”的讨论为什么引起强烈且广泛的反应，原因是它触及到的恰恰是最敏感的地带——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迁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进步。如果说中国社会也取得了一定进步，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最大进步莫过于公民拥有了比从前更多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获得了自由迁徙的权利。 自由迁徙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作为基本人权要素之一，迁徙自由给公民带来的最大利益不仅是经济获得，更重要或说更本质的是精神获得，是人的尊严感的实现——我想在什么地方生活是我的个人自由——进而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参与的热情——我得到社会承认因而我要贡献于社会。 有什么样的价值可以与公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发自内心的热情相比呢？ 见物不见人——注意物却忘记人。提倡“以人为本”，恰恰是由于我们极易重蹈“以物为本”、“以政治斗争为本”、“以阶级斗争为本”、“以钱为本”或者“以此人群为本以彼人群为末”的错误。公正——而不是平均——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最为稀缺的精神资源。因而“不患寡患不公正”。回顾近代历史，屡屡与机遇失之交臂，究其原因实在是重物轻人。老祖宗求稳的惟一利器就是威吓和弹压。结果往往是连同最宝贵的精神资源——自主和创造——也一起销蚀了。一个民族赖以进步的根本是什么，是民心和民气。远的不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难以长足进步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倘民心和民气问题能够妥善解决，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绝非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呓。 北京近些年无序膨胀、无限扩张的趋势的确令人担忧，无序膨胀带来的资源承载能力、社会治安、首都形象等等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人说那不是问题。我相信政协张惟英委员关于“准入制度”的动议初衷是好的。同时我也相信，“准入制度”会带来什么，她却不见得认真想过。 准入制度的建立首先伤害到的必将是来之不易的自由迁徙给社会带来的勃勃生机。同时，它又必将产生一系列示范效应，使得“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悄然回归为“看得见的政府之手”。那是人们十分熟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强大的、无处不在的政府的万能之手。这样的手又何止十只百只。 更何况，“准入”制度的实施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寻租”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事。人们司空见惯的是，一项初衷美好、设计周密的政策，一旦实施起来就变了味，总会有一些“绝顶聪明”的人(有“准入”批准权的人和想入的人)拿它来做文章。一来二去，面目全非，非但权钱交易，还往往为一些不法分子创造制假贩假买假的“就业空间”。漫说“寻租”难以杜绝，即使有可能根治经济寻租，成本会有多大，稍微算一算就不能不叹为观止。 我以为“中国有13亿人，不能13亿人都来北京生活”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同时也不够严谨的。以下几组数字也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人口)显示：截至2004年末，全市在京居住半年以上人口为1492.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6.3万人，增长2.5%，增幅提高0.2个百分点。这个数字在1990年为1032万人。14年增长了46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32.9万人。 据《北京市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测算，2001年全市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为262.8万人，比1997年的146.3万人增加116.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29万人。2003年全市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员为307.6万人，比2002年增加20.7万人。 北京的外来人口并没有蜂拥而至，相反，近几年略呈逐年递减趋势。可见，13亿人都来北京生活是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平等、包容和尊重规律是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特别是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问题尤为如此)。然而，我们却总是看到一个计划经济时期的幽灵在游荡，若隐若现。是的，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这是事实。但套一句老话“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解决”。 (本报记者 窦丽丽／采集整理) 千万别拿自己当外人 - 程万军 有些人的“自豪感”是与生俱来的，因为离“城”的根部近些，便觉得自己“生得好”。至于他们在“城根”下过得如何，种成过几粒果实，似乎就并不重要。赵本山大叔曾经说过，“自己一生就靠个笑话活着”——显然是句戏言，但就有一生靠“本地”二字活着的人群，他们只知缩在家里自豪，不知走出去竞争与创造。 北京有位张委员，大胆提出“北京外来人口准入制”，已经一石激起千层浪。当你用“言论自由”来解释这个提案的出笼，的确还有着那么一点“进步意义”。因为触犯众怒的言论也是需要“勇气”的，就像开历史倒车的人也必须冒点风险才行。然而，当一种自由言论的实质，洋溢着堂而皇之的“保守”与“没落”时，你就不得不警惕这种“保守”与“没落”，是否也代表着一种所谓时代的“主流方向”。 在众多的媒体评述中，大多充满了对北京的赞美与渴望(渴望北京“开放”)，这当然大多还是张委员认定的“外地人”发出的声音。比起张委员的声音来，“外地人”的声音在数量与质量上保持了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对照张委员的平台来，“外地人”就有些相形见拙了。 这位张委员肯定是本地人无疑，否则就不会出现在北京两会的讲台上。不管她的提案有多么无理与糟糕，但是人家毕竟是站在北京最高政治权利中心的大会讲台上发出的“昭告”。对比张委员的平台，云集的“外地人”的声音即便地动山摇，也并不在同一个高度上，在北京政治权利中心的大会讲台上，“外地人”等于失语——这，正是那些可怜的“自豪”仍可以维系、萎缩的大脑仍可以堂而皇之地代表众人“思考”的参政北京的权利症结所在。 700万“外地人”，其实是不需要企盼北京自发“美好”的，因为他们很多人已经或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主宰”。设在北京的中国中心传媒与IT产业，地产业，建筑业，靠什么“主流人群”来支撑？离开700万“外地人”，北京的建设从技术与劳力上都会萎缩乃至掏空！700万融入北京的“外地人”，是北京最新鲜的“血液”，是北京最具活力的象征。离开最新鲜的“血液”，北京将沉没！ 700万北京最具活力的人群，一定要自信，千万不要因为身边那些本地莫名的“自豪感”而莫名地自卑起来。千万不要自己拿自己当外人！真正而永久的自豪，是必须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之上，“行不行”靠的是实力而不是“口音”。北京是我们的北京，1000万常住者与700万新入者共同拥有一个新北京——这不是企盼，而是必须的权利！ 700万北京最具活力的人群，当前最要紧的，是以主人而不是“外人”的身份来讲话。要做到这一点，“外地人”必须主动争得参政北京的权利。“保守”固然也是一种权利，但“进步”更需要登上最高平台来展示，只有最具活力人群的代表与张委员同场竞辩，权利才具备了“对等”的含义。让我们争取这一天的到来，让北京最高政治权利大会，早日和风细雨，海纳百川！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