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工到城市产业工人：第四次户籍改革呼之欲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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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02日17:22 法制早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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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慎波 见习记者郎清相发自北京 仅把户籍制度改革停顿在“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上，已影响到城镇化的顺利推进，需要将户籍制度改革再推进 一步，应逐步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
“户籍制度是一个抽水机” 1月25日，对于在即将毕业的湖南师范大学学生杨非来说是一个高兴与烦躁同在的日子。高兴的是，找了近半年的 工作终于有一家深圳的房地产公司向她发出了试用通知，烦躁的是，该公司并不会为其解决户口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她能够 进入这家公司工作，但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她将会与很多在深圳工作的人一样依然是一个“外乡人”。 “虽然我不太看重户口这个东西，毕竟现在自己还年轻，但没有户口还是意味着自己将失去很多东西，总感觉像个二 等公民。”杨非颇为烦恼地对记者说。 事实上，为户口问题烦恼的绝不止杨非一人。对于很多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漂一族”来说，户口一 直都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槛儿。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某媒体记者李文工对此的体会更为深刻：“我在北京工作了五年了，都三十好几了，但是还只能在 这里漂着，没有户口以后孩子上学都成问题，更别提其他的了”。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 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2005年1月30日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香港乐施会项目专员李昌平在接受《法制早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19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 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 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 李昌平说，到了90年代初期，他所在的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 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 ，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 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 “门槛”抬高还是降低？ 自从1979年中国农村实行改革以来，人们越来越⑾郑罕涓锞傻幕Ъ贫龋仍诿冀蕖?lt;/p> 据公安部和有关专家估算，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接近达到1.3亿。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人口的合理流动已成 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户口藩篱开始出现松动。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台政 策，改变城乡二元制的现状，逐步降低“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户口间的待遇“落差”。 就在各地陆续实行各方面的户籍制度改革、拓宽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渠道、降低户籍门槛的同时，2005年1月2 5日前后在北京市“两会”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市国民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张 惟英却提出了在北京实行“户口准人制”的建议。建议称“目前北京市的居住人口已超过北京市各种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严 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外来人口的大量无序调入，更加剧了这一矛盾，使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所以控制北京市的人 口规模是必须的”。建议人设想通过适当提高进入门槛的方式，限制那些北京不需要的无序流动的人才，而将一些于北京发展 有利的高级人才留下来。尽管该委员就该问题在此后又做了相关的解释，但很多人还是认为此举是对外来民工的一种歧视性的 做法。一时间，各类媒体上“骂声”一片。 与此同时，另一位专家的研究报告亦此起了人们的更大关注。1月2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 员崔传义向本报提供了其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称，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再推进一步，应逐步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城 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要考虑农民工户口迁人发达地区城镇条件的重新设定，在住房、就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 方面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 作为国务院的政策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于我国的政策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环境研究”课题组对40个村经济发展与就业调查，对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农民工社会管 理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 崔传义研究员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降低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进入发达城市的门槛儿，应该是下一步户籍制 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崔传义认为现在谈“户口准入制”，人为地将城市外来人口划分为几个等次，说哪样的人才是城市需要的哪些是不需 要的，这样的做法是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不符合的，“并不能作为一种方向”。 “人们希望城市聚集高级人才，而不愿意留农民工，其实城市社会需要多方面的人，人口、要素的流动、组合是由市 场决定的，不能由政府强行提高门槛。如果这样做那么我们的所谓户籍改革还是会停顿在‘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程度 上，事实证明这样做已经影响到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不能说只有高学历的人才或能够给带来投资的人才是城市所需要的。现在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几百万进城的农民工大多数并不是大学生，这说明城市需要的人力资源是多元的，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层 次的。城市没有产业工人、现代化的就业队伍，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就缺少依托，就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些人之所以能 到城市就说明是市场有这个需求，如果人为的把他们赶出来，那对北京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实际上是脱离实际的。”崔传义认 为对于外来人口是否符合城市需要的标准的认定，不能通过人为的行政行为来认定并加以干涉，而是应有市场来决定。 欢喜的不仅是农民工 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的故乡。如今这个被国画大师关山月誉为“东江之珠”的美丽小镇，常住 人口3.7万人，外来人口却高达15.8万之多。相当于本地人口4倍以上的外来人口就分布在镇上350多家各类企业里 。 这是一个以外来人口为主的小镇。尽管近年来广东省实行了一系列的户籍制度改革，但这些外来的“民工”，要真正 转变成当地居民并不容易。 “我们这里有很多工作十多年的‘老工人’，也是我们企业不可或缺的人才，但是他们大多不是大学生，镇上不给户 口，所以就留不下来。”一位当地电子企业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感到颇为困惑。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浙江、江苏等一些成规模的企业也存在，企业要进一步发展要求稳定队伍、提高员工素质，但是 按当地的户籍制度这些人要留下来要么就要在当地买房，而且如果子女上学还要交一、二万元的增容费到过这些地方调查的崔 传义研究员证实了这一事实。 “这些人大部分只能按合同走，合同期满了就只能回老家，我们企业帮他们解决不了户口问题。”石碣镇一家企业的 办公室人员对记者说。 这些发达城镇长期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把自己18-25岁的人生“黄金时间”用在城里，把培养教育他们的成本，以 至他们退回农村结婚、生孩子、培养下一代劳动力和自己养老的成本也留在农村，却因为户口问题，难以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 带来的利益。 “事实证明，农民工转化为当地居民，转化城市产业工人，不仅对农民工有好处，还对当地企业长远发展对工业化， 城市化都有好处。户籍改革的确涉及公共资源分配的利益关系。问题是在城市财政、税收等公共资源中，有着农民工直接、间 接作出的贡献，过去讲城市人均GDP，人均收入，都把农民工排除在外，政府公共服务不覆盖农民工，对他们设置专门的收 费，是不公正的。把城市作为原有住民、户籍人口的领地，历史地看，带有一定成分的封建的农业小生产的意识。”崔传义认 为对于外来人口流入地，政府来讲转变观念十分重要。 链接 户籍制度的前3次“突围” 建国以来，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第二阶段 ，1958～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半开放期。 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迁徙。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 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 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因此而生成。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旧的户籍制所带来的负效应日益显现。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大锅饭”、“铁饭碗”被打破，大量高学历或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加入到流动大军中来……据有关专家估算，全国流动人 口已接近1.3亿。在市场经济逐渐形成的今天，人口的合理流动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对40年不变的户籍制度形成 了冲击。1998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出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 相关专题：我国将制定新户籍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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