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颖：与名人打官司风险很高

　　饶颖向本报自述其与赵忠祥打“情债”官司的“心路历程”

　　出行靠40元的月票生活靠资助

　　饶颖

　　与名人打官司的风险很高。虽然官司会得到社会很高关注度，但鉴于他们特殊的社会身份，要想把官司打赢，那也确 实不容易，即使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做到。

　　打官司本身就是一场综合实力的较量，除了具有重要有利可信的证据外，还应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作保障。而 作为名人，一般来说都具备上述条件，如果作为一般人想具备上述条件就很难，基本上属于一场力量悬殊、不对称的较量。所 以我认为与名人打官司最为担心的是法院能否客观地对待官司，公正地审理案子；是否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公正。

　　就以我与赵忠祥打官司为例吧。2003年底，我就赵忠祥人身伤害一事向海淀法院提起诉讼。当时海淀法院立案庭 分六组，我前后六次去找，请求立案，但六次均被拒绝，至于拒绝理由是否合理，这只能让法学专家评论。

　　我在2004年4月初又拿上同样的证据和相似的诉讼请求到丰台法院请求立案。当时把前几次海淀法院不立案的情 况也说了，后经他们仔细研究、汇报后，在一周后给了我答复，可以立案。当时我很惊奇，基于同样的立案事实，只是诉讼情 求有所差别，在海淀法院就不行，在丰台法院就可以。同一部法律，在不同的法院却有不同的适用性，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是 我的法律知识贫乏吧，对相关的法律规定不甚了解。

　　在丰台法院立案后，由于赵忠祥提出管辖异议，“情债”官司一分为二，欠款一案由丰台移交海淀法院审理，人身伤 害一案留在丰台审理。后赵忠祥又以人身伤害官司一案不能两审为由又提出要求，丰台法院不应立案，中院采纳了赵忠祥的请 求，要求丰台法院重新审理人身伤害一案，丰台法院又做出了不予立案的裁决。这一切意味着人身伤害一案不可能进入实体审 理。各种证据内容自然无法公开，或者可以这样看，不能立案，各种证据就无法得到法律的认可，媒体也就不可能报道出来。 北京目前有的物证鉴定中心我去了二十多家，他们的要求基本一样，只有法院委托，他们才能做鉴定，换句话讲，要把人身伤 害一案的全部展现在公众面前，那是基本不可能的，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海淀。因为大家都知道，赵忠祥一直说不认识我，至于 欠款按常规推理，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提供的证据有他认识我的录音，同时还有向他要钱的录音，这应该是和欠条同等重 要的证据，但海淀法院只接受笔迹鉴定的请求，而拒绝接受录音鉴定，以没有结论为结果。此案也只能以撤诉不了了之。

　　当然，轰动一时的饶赵“情债”官司给外界留下的是一个说不清楚的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任由评论。

　　在我打官司前，由于赵忠祥提出要与我结婚，所以我与前夫已经离婚，工作也辞了，带着一个孩子，生活来源是靠我 出诊挣点钱来维持，后来由于肾病很严重，也就不能出诊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多次找赵忠祥希望他能帮助我，解决当时的困 境，开始他还接电话，后来他连电话都不接。不得已，我找到他的单位，希望他们能劝说他解决此事，但他们单位一直不管， 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我的权益。

　　打官司谈何容易，手里又没有钱，律师都请不起，诉状都是同情我的律师帮我写的，诉状递上去法院怎么处理对我来 讲心里没底。

　　我曾记得2004年8月11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过一段话，记者问饶颖诉讼前曾把此事向媒体披露过 ，后没有把事情张扬开来，当时赵忠祥是这么回答的。“媒体当然不敢了，“(当时)他要敢我就灭了他”，多么有魄力而又 充满自信的一句话，“国嘴”就是有国嘴的胆量。放眼中国有多少人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夸下这样的海口，目前也只有赵忠祥 ，有“国嘴”之称也是当之无愧的了。

　　由此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难道赵忠祥他不光是一个名人，而且还是一个有权、有势、有能力封住媒体报道、可以 说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

　　这场官司打到现在我认为我已赢了，因为事实已经基本被媒体报道出来了，这也说明了，我们国家在进步，法制在健 全，媒体也敢说话了，这一切变化，或许赵忠祥都没有认识到吧。

　　对于这样一个“对手”，在打官司中要遇到的困难很多，我至今很多已想不起来了，把困难当做一种挑战来对待吧。 回想起打官司中遇到的困难，我总体来说只能这样描述。

　　由于我属于弱势人群中的一份子，除了打官司所具备的重要的有利可信的证据外，就剩下坚韧不拔的精神。人只有我 一人，生活上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自身还患有严重的肾炎，带着一个孩子，生活费靠一些好心人的帮助，这些人中有媒体记者 、有律师，每天来回出门为官司奔波就是靠一张40元的月票。

　　在打官司期间，每天早晨7点出门，晚上10点多回家，饿了买一个小饼，渴了喝自带的开水，夏天有时自带水喝完 了，连一元钱一瓶的矿泉水也舍不得买。中午有时困了，就找公园的小凳或街边的椅子坐一会儿，睡一会儿。但这一切困难都 难不倒我，我有把官司打下去的决心。

　　在北京这么多年，这种生活以前也经历过，所以对我这个人而言，也没有什么，或者讲，这一切还都是可以忍受的， 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公道的说法，但最终结果却让我很失望。在我遇到的困难中，其他困难我认为都不算真正的困难，只有能否 给我一个公正的结果才是最大困难。所以我把整个官司的审理过程叙述较多，这也是我与名人打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