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新语：千金买马骨

　　21世纪最贵的是什么？人才！

　　其实，这人才不只是在21世纪最贵，无论什么年代都是最贵的。只不过绝大多数想招揽人才的，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高薪礼聘”是有条件的，得有招聘标准，还有考核指标，全符合、都完成，才承认是人才，给予高待遇。

　　两千二百多年前燕昭王也想这么干来着。他四处做广告许以高官厚禄招纳人才，可就是找不到真有本事的。燕昭王即位时，燕国可谓是一穷二白，刚刚经过内乱又差点被齐国从地图上抹掉。本来就地窄人稀的燕国，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既没有公信力又没有号召力，有能耐的人不愿意去也是情有可原。

　　昭王无奈，去请老臣郭隗出主意。郭隗问：“人家来你这都有什么好处呀？”昭王说：“高高的位子、大把的票子、还有许多漂亮的小妹子，我早就准备好了。”郭隗说：“先把这些都给我，你就能招到贤才了。”昭王怒了：“就你！？凭什么呀？！”郭隗：“你别急呀，我给你讲一故事。”接着，他就说了个故事：

　　古时候，有个国君，想要千里马。他派人到处散布想花重金购买千里马的消息，三年都没人给他送过来一匹。有个侍臣打听到远处某个地方有一匹名贵的千里马，就跟国君说，只要给他一千两金子，准能把千里马买回来。那个国君挺高兴，就派侍臣带了一千两金子去买。没料到侍臣到了那里，千里马已经害病死了。侍臣就把带去的金子拿出一半，把马骨买了回来。

　　侍臣把马骨献给国君，国君大发雷霆，说：“我要你买的是活马，谁叫你花了钱把没用的马骨买回来？”侍臣说：“您现在又不缺钱，您缺的是马。人家听说您肯花钱买死马，还怕没有人把活马送上来？”果然，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君就得到三匹千里马。

　　郭隗说完这个故事，说：“想干大事的人，就不能老想着省小钱。治国是智力密集型的活儿，不是资金密集型，你留着那么多的钱一点用没有。要是现在燕国的人待遇都很低，你怎么招的到人才呀？要真想征求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来试一试吧。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得到重用，比我高明的人一定会纷至沓来的。”

　　昭王觉得也有道理，就给郭隗盖了一大别墅并拜他当老师。消息传出，震动四方。不久“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国成了群贤聚集、智星灿烂的“人才高地”。二十八年后，燕以乐毅为上将军，率兵攻下齐国七十余城，破齐都城临淄。燕昭王在位的三十二年，是燕国最强盛的时期，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鄢光哲/文

　　有一说一

　　消协遇过期疫苗

　　据《京华时报》报道，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联系北京嘉仁体检管理中心到单位接种乙肝疫苗，但在接种过程中发现疫苗竟是过期产品——外包装上写的生产日期是2002年，失效日期是2004年8月份。面对受害者中消协的质问，该中心称“系工作人员疏忽，将疫苗拿错了”，“中心刚成立一年多，不会有积压的过期产品”。(1月30日《京华时报》)

　　过期疫苗注进中消协——这真是极具讽刺性和戏剧性的一幕，这戏剧性中巨大的反差和巧合让我们看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连作为假冒伪劣产品克星的中消协都遇到过期疫苗了，普通老百姓平常遭遇到多少过期疫苗？——基于常理和概率论常识判断，公众很难不发出这样的疑问。

　　应该说，消费者协会与假冒伪劣产品是一对“不共戴天”的冤家，假冒伪劣产品靠祸害消费者而生存，消协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而存在。基于消协的监督身份和鉴别技术，假冒伪劣产品平常躲消协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送到消协，而且是消协的总部——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眼皮底下去“找死”？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应该是百万分之一乃至千万分之一，可这种“小概率事件”就是真真切切地在我们身边发生了。

　　人们有理由怀疑：“中消协遭遇过期疫苗”这个“小概率事件”是以“过期疫苗蒙普通百姓”那无数个“常态事件”为发生基础的，“过期疫苗误入中消协”只是无数次“注入寻常百姓家”后的一次“失算”，是“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

　　人们还有理由怀疑：如果不是中消协切身遭遇过期疫苗这种“巨大反差性事件”，成为流弊的“注射过期疫苗”现象会不会被提上社会关注议程？把“过期疫苗”输入搜索引擎，搜出62400个与“过期疫苗”有关的结果，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医院或卫生部门给患者注射过期疫苗”这档子事情，这说明“注射过期疫苗”已成见惯不怪的流弊，有关部门对疫苗注射的监管和传染病防治存在着漏洞——如果不是中消协而是一般单位或普通公民遇到这事，“过期疫苗问题”很容易在屡见不鲜中被疏忽。

　　曹林/文

　　点金成铁

　　(大标题)我们要永远为外国人打工吗？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日前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说：“我们不过是在国际贸易链中从事加工业、依靠成千上万廉价的劳动力挣一点血汗钱。”(见1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将这个判断置之中国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际地位，应该说是十分准确的。那么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龙永图说：我们再老老实实做上10年甚至20年的加工业，“先在国际分工中找准我们自己的位置，再说平等竞争的问题”。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安于目前的“位置”，则“10年甚至20年”之后，我们很可能仍然没有能力参与“平等竞争”，甚至比现在的竞争能力还不如。因为中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是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而发达国家的“分工”则是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但是，由于中国的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强(比如印度、巴西、东南亚国家等都具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达国家具备无限压低我们的产品价格的能力；而发达国家的产品由于其可替代性很低(比如芯片、视窗软件和大型客机等，我们只能到欧美去买)，他们又具备了无限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的能力。这样一个格局决定了中国实际上在国际分工中是处于一种受盘剥的状态，“挣一点血汗钱”而已，永远没有迎头赶上的希望。恰如一个矿工，无论他在矿主制定的规则中表现得怎样模范，怎样努力地挖煤，但只要他不另辟蹊径，他就永远成不了矿主。

　　由于国际间不平等的贸易秩序的严重后果，“比较优势理论”已被许多经济学家戏说为“比较劣势理论”。曾长期在联合国任职的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就指出，如果发展中国家真正按“比较优势理论”去做，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国家就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也就是说，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这一国家将被“锁定”在只能生产初级产品的低端：打工的永远打工，当老板的永远当老板。所谓“平等竞争”云云，根本就无从谈起。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常识告诉我们：国家要有一个理性的进口政策，为国内的朝阳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预留市场空间；国家要有一个理性的引进外资政策，将宝贵的投资机会留一点给本国的民族资本。

　　郭松民/文

　　拍案惊奇

　　(大标题)另眼相看“公务员工资相差十倍”

　　“同是做公务员，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县级市的公务员收入只有珠三角部分地区公务员的1/13！”继去年广东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100多名省人大代表联名提交议案，建议缩小各地机关人员补贴收入差距的议案后，今年该省“两会”，这一议题再次成为代表关注热点。(新闻详见1月26日《新快报》)

　　讨论中的公务员法草案，已有了如下表述：“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我国实际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并与企业相当人员的工资水平基本平衡。”公务员工资存在地区差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种差别决非拉大10倍之遥。笔者并不反对人大代表们的议案，然而看到他们连续两年在人大会上奔走呼吁，笔者在为这种执着精神感动的同时，心里也悄悄打个问号：百名人大代表中恐怕没有农民代表、外来工代表。不用猜也知道，他们几乎全是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代表，而且多数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代表。

　　当百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提高落后地区公务员工资福利的议案之时，他们想过没有，每个人所在地方的群众收入与发达地区相差多少，是否也在10倍以上；自己与发达地区公务员相比，工资福利虽有天壤之别，与身边的普通群众相比是不是也高出人家数倍？还没看看老百姓口袋里钱有多少，就嚷着工资福利“向发达地区看齐”，选民们能信服吗？

　　仅仅因为工资福利相差10倍，就连续两年动用提案权，通过媒体在社会上炒得沸沸扬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千万农民工用血汗推动了广东的经济高速发展，然而至今他们的平均工资还停留在20年前的水平上。工资20年未涨，意味着他们与当地人的距离越拉越远，在这漫长的20年里又有多少人关注农民工微薄低廉的血汗钱，为这一弱势群体呼吁一声呢？即使近年来，欠薪死结越滚越大，堆积成严峻的社会问题，身无分文的农民工为讨要工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惜关乎追讨欠薪的议案依然寥寥。某些人大代表在社会热点问题上的失语，对待关乎自身经济待遇的提案不遗余力，恰恰说明了他们公共责任感缺失。

　　张培元/文

　　当头棒喝

　　(大标题)且慢为“吃饭”立法

　　今天，一则题为《中国要专门为“吃饭”立法》的新闻令我颇不以为然。这则刊于《现代快报》2005年1月27日的新闻称，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们认为，专门为吃饭立个法“很有必要”。专家们说，为“吃饭”立法有很多好处，而这些好处之一便是，在立法后，所有的幼儿园和学校都要配备专业营养师；社区也要设营养师，他们可以定期向居民们讲解营养知识。

　　对于专家们的这样一种解释，我只能用“我有一些愤怒”来形容我的心情。我很奇怪，我们的专家们难道不知道我们国家的发展极不均衡？他们难道不知道对于占中国人口绝对比例的中国农民来说，其实大部分还只是解决了温饱，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无视这些问题而为所谓“吃饭”去立法，不是对我们这些农民同胞的嘲弄吗？

　　先不说这些问题，我们先说说这给幼儿园、学校、社区配营养师的问题。谁来给配？工资谁来开？是让国家来开吗？那么好，我们看一下2005年1月26日发表于《西安晚报》的一则题为“义务教育辍学率造假调查”的报道。根据中央党校对义务教育所做的调查，各地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数字造假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说，“全国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水分很大，而造成学生辍学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学生家庭的贫困，二是因为各地政府财政投入不足，资金短缺。在这样一种现实下，却要求所有的幼儿园(先不说绝大多数农村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幼儿园)、学校都要配备营养师，真让我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

　　我纳闷，我们的专家们怎么都是这样的思考？而更深一层的忧虑是，我们的专家是否曾经对他们的提案进行过认真、深入、细致而负责的研究，是否能本着一种公正、公平的精神去面对他们所要研究的问题。

　　柏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