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讯：2004年五大文化人的历史断面

　　著名华人作家龙应台在接受《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希望他们(孩子)有一个厚重的锚，船有了锚，就可以放心地启航，万里飘荡。自己的传统文化，就是锚。”2004年我们一直在勘测、鉴定，大家看到的、身边发生的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是不是那个我们心中原有的“锚”？

　　2004年2月2日，20岁的小说女作者春树登上了当天出版的《时代》周刊(亚洲版)的

封面。在一些人看来，他们是代表着新一代的中国人的形象——“另类”。春树说：“我们期冀着真正的自由，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做我们想做的工作，交我们想交的朋友。”

　　如同春树，在过去的2004年里，白先勇、余秋雨、张纯如、杨振宁、成君忆，这些年轻的，或不再年轻的人，都在抛下心中的锚，向新的远方启航。

　　在这一年，年近七旬的白先勇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往返于两岸三地，为了那台昆曲，他不惜打破自己多年来恪守的原则，奔走于祖国大陆各大媒体之间，为演出做宣传；余秋雨，一个辗转于学术界与公众媒体眼皮下的人，这次面对纷争再也忍不住了，发表自己感言的同时，又在面临着新一轮的混乱局面；张纯如是一个我们从前不曾熟识的人，身居海外，却一心在为中国人洗刷历史的耻辱而独自奔走；杨振宁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科学家，在自己82岁高龄的时候，还会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让世人侧目相看；成君忆，不顾人们的非议，用自己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道德追求来把“水煮”系列坚持到底，建立自己的品牌效应，还要开创“新古典主义管理学派”，开创令人愉快的本土版管理学著作。

　　白先勇：发扬传统文化

　　让年轻人爱上昆曲

　　在2004年4月29日(《牡丹亭》台北首演)之前，你对昆曲的了解有多少？你会去剧院连续三天，每天花费3个小时，去听一个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的传统戏种吗？白先勇让人们做到了这一点。2004年10月21日～23日，北京世纪剧院上演了第七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重头戏——青春版的《牡丹亭》，像这样连续三天长达九个小时的连台大戏在北京舞台上从未有过。

　　白先勇，国民党名将白崇禧的儿子，1937年生，身居台湾的旅美作家。除了在文学圈，很少有人会知道他。他的创作成就集中体现在30余部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孽子》上。他的文学造诣很高，但近年来鲜有著作，这次却身兼编剧与制作人，带着由明代汤显祖名著改编的青春版昆剧《牡丹亭》“进京赶考”。

　　《牡丹亭》是白先勇集合了两岸三地文化精英共同打造的，从台湾的首演到香港、苏州、上海、北京等地，用一年时间。早在三年前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一批世界口头暨非物质遗产的名单的昆曲，被白先勇一举推到了每个人的思想文化前沿。就如同他预先设想的一样，给予他最大反馈和鼓舞的是30岁以下的“坐不住”的年轻人。

　　这出总投资五六百万的戏，大部分资金是白先勇自己募来的。昆曲人才青黄不接的现实，让白先勇把吸引并培养年轻一代的曲艺人才作为他拍这部戏的初衷。同时为了打造一台一流的戏目，白先勇让两位国内最好的昆曲前辈用一年的时间，手把手地把自己的绝活传授给两个后辈主角，并邀请台湾最好的舞美灯光设计大师共同打造舞台视觉效果。加上白先勇打破一贯的原则，亲自加入各种媒体全方位宣传，使得这出戏在两岸三地的演出异常火热，曾经出现过在演出前一个月销售了九成票，2000人的场地挤进2500人的场面，这在戏曲界是从来没有过的。

　　《牡丹亭》在台北上演期间，白先勇组织了“汤显祖与《牡丹亭》国际研讨会”，邀请数十位欧美、日本、大陆、港台的《牡丹亭》专家，宣读30多篇论文，附带推出了三本书《白先勇谈昆曲》、《姹紫嫣红牡丹亭》和《牡丹还魂》，把工作人员、演员、老师们的感受和心得写下来，中间有一百多幅很漂亮的剧照，并收录了内地、台湾、香港各地学者、专家的文章。

　　余秋雨：逃离文化界

　　“写得越多，麻烦越多”

　　余秋雨是这几年让人再熟悉不过的文化名人，他参与了凤凰卫视的两次文化考察并写成了近年来鲜有的散文好作品《文化苦旅》，及其随后的《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你还可以在电视节目，像“世界大学生辩论赛”或是中央电视台的歌手大奖赛中，频频看见他的身影。2004年2月，余秋雨等作家入选《福布斯》杂志“2004年中国名人榜”，被公布其收入列众中国作家之首。

　　2004年7月，余秋雨最新的一本书《借我一生》，以选载的方式刊登在第四期的《收获》杂志上，并把小说的体裁定义为“记忆文学”。同时他又在为自己早年的四部学术著作《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的再版做着紧张的准备。

　　7月16日，余秋雨借由媒体的访问，透露了自己未来的打算：结束自己近40年的写作生涯，“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随后发表了针对媒体攻击的“七质问”。他表示，这些早该结束了，在游走“千禧之旅”的时候，就萌生过这样的想法，但当时他发现还没有寻找到中华文明的不足，于是又去了欧洲。“现在看起来，在《千年一叹》里，我对中华文明好的一面说得太多了，必须看到它另外的一面，因此有了《行者无疆》。我把我的记忆，留在了《借我一生》里，然后把我以前学术著作整理出版，其他就结束了。”

　　余秋雨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1962年开始发表文章,其首先应该是一位学者,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近年来，出版了散文集《文化苦旅》，并开始了一系列散文出版活动，逐渐成为了文化界的争议人物。

　　“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还是因为余秋雨发觉“写得越多，麻烦越多”。每当他拖着不太好的身体，冒着生命危险从中东、中亚、南亚、北极等地考察回来的时候，看见国内的报纸几乎都是对他的大批判。所以他要“用一种强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失望。”

　　2004年9月，余秋雨以股东身份参与组建了一家文化公司。对此，文学批评家朱大可发表评论称，余秋雨每遇争议或批评就会言称自己要封笔“归隐”，但“当风头过后，他又重新以另一副面孔出现，这一次他难免又在作秀。”

　　面对外界的质疑,余秋雨说：“你可以相信我，我能在官运最旺的时候，彻底退掉，后来也没有重复，我不是只说不做的人，我的决心比一般文人大，我的行为比一般文人更响亮，更明确得多。”

　　张纯如：捍卫祖国历史文化

　　“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南京大屠杀”

　　“我是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血肉相关。”这是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修的一句箴言。张纯如讲演过后，第一位发问者是一位亚洲男士，他来势汹汹地恐吓她说，他们的团体正在搜集资料，要证明张纯如书上所写所说的都是谎言。当时气氛颇为紧张，张纯如却神态自若地回复说她欢迎任何新的可靠资料，“寻找真理是我感兴趣的事”，并强调自己不是特意要为日本人抹黑，因为她深信这是人性的问题，所有人都应该自我警惕，从历史获得教训。

　　2004年11月9日，因揭露日军二战期间在华暴行而闻名海外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加州洛斯盖多自杀于汽车内，年仅36岁。

　　虽为美国生长的华裔女孩，由于家中传统文化的氛围浓厚，她很是重视二战期间日本在南京屠城的那段历史。于是，《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大屠杀》应运而生。谈起写书的初衷，她说：“我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一种愤怒的感觉，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张纯如一直抱着这样一个观点：忘记南京大屠杀，等于是遭受第二场屠杀。

　　1995年夏天，张纯如带着美国保存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材料《魏特琳日记》的片段，1000多页有关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的资料和她找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核心资料《拉贝日记》等，来到南京进行进一步的资料收集。这些专业化的调查采访，通过她吸引人的文笔写成的史实于1997年底成书并公开发行。由于这是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曾震惊美国和整个世界，也引起某些日本人士无端质疑和粗暴指责。现在不少美国青年学者谈到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都是来自张纯如的书。

　　在南京曾经跟她一起共事过的同事说，她能说一口还算流利的中文，可是她不能阅读和书写中文。“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由于气候不适应，她经常感冒。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

　　在张纯如去世前，正在准备写一本有关二战时在菲律宾巴丹岛(Bataan)被俘的美国士兵被囚日军集中营的经历。从《南京大屠杀》到她近来准备写的美国二战被俘军人受日军虐待的历史，都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张纯如身心崩溃，与忧郁症进行抗争。有人撰文评价说，她一个人替我们所有人完成了一项我们60年都未完成的责任，因此她也承受了我们所有人内心的折磨和痛苦。

　　成君忆：颠覆古典文学名著

　　开创令人愉快的本土管理学

　　到2004年9月，成君忆第二本书《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出版时，他的由杂志上连载而集成的《水煮三国》一书，已经突破了100万册。2004年对于成君忆来说是个忙碌年，全国各地讲学，签名售书；出了一本新书；开始了《欢乐水浒》在杂志上的连载；同时他还准备着手于对《红楼梦》的研究。

　　拿古典名著说事，在成君忆之前，恐怕没有人能做得比他更成功。刘备、曹操、孙权三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在《水煮三国》中超越时空，变身为现代市场中竞争的三种不同类型的企业管理人，同时，“三国鼎立”的故事，成了商场中角逐的样本。《西游记》是明朝时吴承恩所著，用现代企业人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在讲述一个企业团队成长的过程，一部完整的管理心理学著作。

　　成君忆，是一位具有10多年从业资历的企业管理顾问，专长于市场营销与人力资源方面。在谈到《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时，他表示，出这本书的由头是想用现代人的眼光，把《西游记》通过他的解读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通过《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这两本书，成君忆想开创“新古典主义管理学派”，开创令人愉快的本土版管理学著作，而并非是对古典名著的“戏说”，只是增加了些许人文色彩。

　　从《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中，能够看出存在于古典名著中的系统的管理学思想，这些都是我们从前没有意识到的。如果《西游记》从前被我们当作“神话”来对待的话，现在，成君忆认为自己只是把“一个神话故事翻译成28个章节的白话”。并且，他说2004年创作的这部《孙悟空是个好员工》要比去年出版的《水煮三国》更具有管理学价值。选择《三国演义》作为创作的蓝本，是因为在大家眼中，《三国演义》更具有谋略性和管理内涵，而在书中更多的是语言方面的调侃，而内容上则倾向于漫谈。《孙悟空是个好员工》中则不同，作者认为其在管理学方面更加完整，所触及的专业性更强，并且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上也更为融洽。

　　成君忆认为之所以拿名著开刀，是因为他在重新解读这些名著的时候，发现管理学在中国古代发生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西方谈论管理学必会从他们的产业革命说起，“中国每一个朝代几乎都能够存在几百年，有的是800年，有的是400年。在信息传播技术这么落后的年代，能够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而且加起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这样一个奇迹在管理学上是绝无仅有的。”他认为，每个朝代的更迭都是因为，新的统治者采用了更进步的管理方法。

　　杨振宁：重塑传统文化观

　　“《易经》阻碍

　　中国科技发展”

　　2004年82岁的杨振宁无疑是传媒界的众矢之的。无论是他在文化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在清华大学执教大一新生，或是年末曝光的黄昏恋，都不断招来外界的异议。甚至连美联社、路透社这样的国外媒体都赶来凑了一把热闹，把他的婚讯登上了各自的娱乐版面上。

　　但这件事与九月份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发表题为《〈易经〉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的言论，并在此后所引发的国人对于中国文化重新思考和讨论相比，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杨振宁在发言中，首先阐明对中国文化的成因的一些看法，主要从《易经》对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和汉语成为单音语音三个方面来论证中国近代之所以科技没有发展起来，是与《易经》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这次被铺摊开的讨论中，众多在易学、中医药学、自然科学、文化学、语言学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纷纷在报刊、网络、电视媒介上发表言论，对杨振宁的这一论点进行批驳。

　　作为一个以物理学研究获得诺贝尔奖而闻名全世界的科学家，常年在国外的生活工作经历，使他对中西方文化对于科技发展的影响有所感悟。早在1999年他就在香港大学做过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并一直在探究传统文化思想和现代科学的关系。杨振宁对于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形成原因的探讨，被学术界称为是对由来已久的“李约瑟问题”(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文明的启蒙与发展？)的另一种解答。

　　对于这次由自己引发的文化争论，杨振宁表示，自己不是以什么专家的身份强加给人们某种观点，而是要把自己的观点拿出来与大家交流。“人文科学更需要不同人士的共同参与。”他表示虽然参加讨论的人，大部分都是站在反对他的一面，但他的这一观点是在学术界由来已久的。

　　对于会后推动出台的《甲申文化宣言》，其要求与会者要提倡弘扬、反思、学习、吸收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对此有学者对其实用性提出质疑，袁伟时先生针对此事撰文指出：要创造中国文化新的辉煌，传承固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尊重知识的环境，让具有原创力的当代优秀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能够脱颖而出，这才是中国文化惟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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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针对媒体攻击的“七质问”

　　质询一：你们一再宣布，我在“文革”中用所谓“石一歌”的笔名写过许多错误文章，必须忏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等待着你们能举出一篇实例，却至今没有等到。你们还要我和海内外读者等到何年何月？

　　质询二：你们不止一次发表文章声称，我早在中学生时代就在北京的报纸上批判过修正主义。我读书早，十六岁就进了大学，中共中央发表“九评”批判修正主义还是我进大学之后的事。你们让一个少年先于中共中央与赫鲁晓夫干上了，这种发布惊世骇俗，能不能有一个具体的交代？

　　质询三：你们还发表过很多文章，指责我把别人说成是“文化杀手”。但请问，我除了把盗版集团说成是“文化杀手”外，还在别的地方用过这种提法吗？

　　质询四：你们批判我的又一个重点是说我 “为深圳唱赞歌”而收受了一套“豪华别墅”，还发表了我写给那个“批判者”的“信 ”。何时能告诉我那套豪华别墅的地址，好让我住进去？另外，什么时候让我看看那封“信”的原件？

　　质询五：你们近期以来最肯花篇幅发表的，是那个不断“咬嚼”我的所谓“文史差错”的人的文章。我很奇怪，你们难道真的找不到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对这个人的“咬嚼”处稍稍查核一下吗？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责斥这个人的做法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信息一起告诉读者？

　　质询六：你们那么多年来对我所做的种种大批判，绝大多数属于“事实”范畴而不是“观点”范畴。既然关及“事实”，作为媒体，至少要对我这个当事人作一点最起码的核实或采访吧？

　　质询七：你们发表的那些文章，都装扮出 “向权威挑战”的架势。发表那么多诽谤文章竟然没有遇到丝毫阻力，可见我一直处于一种没有任何保护的状态之下。你们就是用这种欺软怕硬的方式来表现“文化道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