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的重要价值取向

　　荆楚网（湖北日报）陈俊东随着我国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人们在反思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如果一边是令人兴奋的经济增长率，一边又是大量存在的失业人口，我们就有可能重蹈一些西方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曾出现过的“有增长无发展”的覆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推进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必须高度重视事关“民生”的就业问题，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才能避免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高增长、低就业”的不利状况，从而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和全面发展。笔者拟就二者关系及经济发展

的健康模式进行初步探讨。

　　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比率不对称趋势明显

　　总的说来，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呈进一步扩大之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失业率在加快攀升。1996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0％，1997年至2000年一直保持在3.1％，2001年上升到3.6％，2002年升至4.0％。排除城镇登记失业率年龄、户口以及不包括下岗职工等限制，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2年我国的城镇实际失业率大约为8.3％，根据有关专家的调查，从2002年2月开始，上海、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的失业率甚至达到了14％，超过了国际公认的12％的警戒线。我国目前的失业率水平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相比也比较高。例如，2002年欧盟的失业率为7．6％，美国为5.6％，加拿大为7.6％，转型国家为13.5％。严峻的就业形势还表现为未来就业压力巨大。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力总供给近10年内将会从7.1358亿增加到7.8193亿，出现峰值，此后会缓慢下降，到2020年可下降为7.7574亿。而按照7％－8％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较高的就业弹性系数0.1710测算，20年内劳动力总需求将从5.761亿增长到7.414亿，也就是说大概在15年至20年后我国的就业矛盾才有望得到缓解。

　　需要矫正的一个观念：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就业最大化

　　人们习惯于认为，只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的增长也就自然而然得到保障。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或自动地促进就业增长。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3。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率为10.4％，就业增长率为1.1％，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106，即经济增长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0.106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比80年代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了2筑3。这表明，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

　　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充分就业可以实现良性互动

　　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可以对GDP的可持续增长起到积极的促推作用。有学者把我国经济增长归结为劳动力流动、市场发育产生的效率、外贸和技术引进，以及国内投资和外资引进等四个方面的贡献，并估计其对年平均9.20％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作出16.30％、4.13％、5.43％和74.13％的贡献率。这四个方面大致可以涵盖迄今为止我国通过改革创造市场条件，让比较优势发挥作用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又如世界银行(1998)估计，物质资本的增长可以影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7%的增长，劳动力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可以影响另外17％的经济增长，劳动力部门转移可以影响约16％的GDP增长，余下的经济增长则由其它的因素影响。由于按照部门分解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数据没有相应的统计指标，我们难以得到分部门的劳动力的弹性系数。假定劳动力在三大产业部门的弹性系数相同，均为0.465，那么劳动力的配置效应等于1.62。将此结果与前面的估计结合起来，我们便得到了对我国经济增长源泉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解析。在各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中，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反过来，要素重新配置也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率。同时，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也有赖于较快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较快增长，不仅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而且创造了2亿多个非农就业机会，从而在我国人口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很大的特殊国情下，仍有效化解了突出的就业矛盾，保持了全国就业局势的基本稳定。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这“二者”之间互为条件、相得益彰，可以实现良性互动。

　　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充分就业良性互动的基本路径

　　在重大决策上增强群众观点，树立“就业是民生之本”的理念。就业问题是民生问题。要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存与发展条件，要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各级政府就必须站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切实关注就业问题。在想问题、定方针时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加强调查研究，才能对本地区本部门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就业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并准确把握就业矛盾的突出表现，增强政府引导和促进就业的针对性，从而千方百计找到拓宽就业渠道，并切实化解就业矛盾的办法。在具体运作上高度重视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的互动关系。不能促进我国GDP的持续快速增长，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准备，充分就业和人的全面发展将无从谈起。但仅有GDP的增长，而没有就业机会的相应增加，甚至忽视大多数群众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这样的发展无疑不能算全面发展。况且这样的GDP增长也很难保持可持续的增长“后劲”。因此，无论从保持经济增长的“后劲”和潜力来看，还是从追求发展的全面性来看，我们都应高度重视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的互动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良好的战略思维和善于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减员增效与扩大就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在当前尤其要善于处理一般就业问题与特殊就业问题、长期就业矛盾与近期突出矛盾的关系，做到促进经济增长与化解就业风险彼此兼顾、二者并进、相得益彰。在宏观取向上调整发展思路，确立就业优先的经济增长战略。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仍然存在严重扭曲现象。主要表现为：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就业弹性相对较高的产业，如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房地产业、物流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一般服务业，以及对相关产业就业具有拉动力的旅游业，并未获得优先和应有的快速发展。而我国工业增长对就业吸纳的能力呈明显下降趋势，农业却仍然承载着高达全社会50％以上的就业任务，导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至今存在着严重背离和错位问题，从而使得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未相应带来全国城乡就业压力逐步减轻的理想结果。扭转这一现状，必须尽快调整经济发展思路，确立起就业优先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战略。其一，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上确立就业优先的战略地位，并使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都能对就业形势的变化积极适时地作出反应。其二，使各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都能按照“就业最大化”原则去进行选择。其三，加大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尽量避免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过早出现“资本替代劳动”问题。

　　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充分就业良性互动的政策建议

　　构建合理的区域经济布局。当前，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在不断提高。比如，现在我国服装与纺织品业的劳动力价格，已达到每天2.5美元至3美元，比越南高出一倍以上；即使加勒比地区一些国家，劳工也比我国便宜。可以预见，1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劳动力会比我国便宜，压低劳动力价格只会伤害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性，并抑制消费需求。更好的办法是进行经济战略转型，首先调整区域经济布局，东部沿海地区调整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附加值。努力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就是公平，尤其是教育上的公平，我们必须保证低收入者子女也可接受良好的教育。否则，我们能够源源不断供应的只有廉价劳动力，这会进一步加剧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状况。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推进，城市就业门槛不断提高，农民工已经感觉到没有专长求职难，多数只能从事苦、脏、险、累之类的普通工种，已不能适应城市用工的需要，在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很难融入城市社会。改变这种局面，政府亟须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首先，要积极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简化中小企业审批登记手续，减免企业收入所得税，提供一揽子服务，包括资金扶持、信贷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管理咨询等。政府设立中小企业培训专项基金，小企业可以申请经费用于员工培训。其次，积极推进灵活就业方式制度创新。减少全日制工作就业岗位，更多地采取临时性、合同制、自由职业和非全日制等就业形式。在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后，大都先以非正规形式找到工作或自我雇佣，这部分人占到城市就业的40％以上。这特别表现在新兴产业集中的地区，如“硅谷”地区。据预测，我国仅目前43个人口在500万至1000万的大城市可提供的非正规就业机会至少应该在1500万个以上。对此，政府应加强宣传工作，帮助人们转变就业观念；积极帮助传统产业或企业转型，创造非正规就业岗位。以必要的经济转型经费补贴，试办各类非正规就业工程，使下岗职工与原有单位完全脱离关系；积极创办社区非正规就业岗位，促进社区服务中心的建立，增强其劳动服务和劳务中介功能，发展社区清洁、保卫、养老院。家庭服务等社区经济，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加快调整正规就业结构，提高新兴部门就业比例，扩大非正规就业机会。国有单位应将所属后勤机构剥离，其事务社会化，将打印、文秘、会议组织等大量非公务性，非政务性服务活动，委托给非正规部门完成。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其一、在思想认识上，要全面准确把握城镇化的内涵。要认识到，城镇化是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镇，改变农村人口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不是单纯地加强城镇建设和行政区划调整；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共同发展，逐步形成城镇合理的功能分工和空间结构的过程，不宜简单地以城镇规模的大小确定政策，推进城镇化，必须走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城镇体系的形成和城市的壮大，要与区域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基础设施的布局、资源的分布、人口和资金流动的方向等相协调；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消除阻碍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做好规划，创造有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和规划环境。其二、在体制改革方面，要加大力度、全面推进。要进一步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要以扩大社会保障面为重点，把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特别是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其三、统筹协调，形成合力。要统筹推进城镇化所涉及的体制、法律法规、政策、资金、规划和管理问题；统筹考虑城镇化涉及的户籍管理制度、行政区划调整、设市设镇标准、城镇建设用地、城镇体系布局、财税体制等问题；要统筹规划推进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基础设施网络布局、跨区域调水、生态环境建设；要统筹协调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比例关系；要改变分头出台政策，多头进行小城镇发展试点的状况，形成各有关部门相互配合、衔接协调的工作机制。（作者系老河口市委副书记、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