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消费何时了

　　一些人习惯将办公用品、设施或服务挪作私用，且心安理得——不用白不用

　　灰色消费何时了

　　消费社会学

　　王　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各种“揩油水”的消费现象。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或民营公司中，总有一些人会利用职务或职业之便，将办公用品、设施或服务挪作私用。大至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款娱乐和公款购物卡的发放，小至办公文具(如纸张、笔、激光打印)的私人化消费，都属于此类现象。学者们将这类现象统统概括为“灰色消费”。之所以叫做“灰色”，是因为它既够不上犯罪，因而无从追究刑事责任，也不同于正常意义的私人消费。也就是说，它介于“合法”和“不合法”、“正常”与“不正常”之间。

　　灰色消费的本质，在于公务消费和私人消费之间的边界的不清晰，从而导致公务消费品被挪用于私人消费。本来，公务消费品是用来办公的，而私人消费品是由私人支配并用于私人目的的，二者各有自己的制度性空间。但是，由于这两种制度性空间之间的边界的模糊，致使办公消费品客观上可以被私人为着私人的目的所挪用。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制度性的模糊空间呢？

　　事实上，从法律、规章或政策的意义上，二者之间的边界其实是明确的，公家的就是公家的，私人的就是私人的，二者不可随意混淆。公家不可以任意剥夺私人财产，同样，私人也不可随意侵吞公共物品。法律、规章和政策已经对二者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作了规定。那么，为什么二者之间依然还存在着制度性的模糊空间呢？理由有三。

　　首先，办公消费品和私人消费品在使用权的区分上存在着实际操作上的模糊空间。尽管在法律或规章制度上已经规定办公消费品不可挪作私人之用，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存在着难以严格执行的情况。例如，制度已经规定，公车是配备给领导干部办公用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杜绝公车私用，原因无它，就在于对公车使用情况的监督在执行上存在困难。当然，如果舍得花大力气来监管每一件办公消费品的使用情况，那么，私人挪用情况的确可以减少，但是，其监督成本却过于高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得不偿失。例如，为了杜绝把办公文具(如信纸)挪作私用所付出的监督成本(如设置专职监督人员)，可能大大超出了这种监督所带来的收益(如信纸被盗用情况的杜绝或减少)。

　　其次，办公消费品和私人消费品在使用权的区分上存在着制度设置上的模糊空间。如果说，在小宗办公消费品(如信纸)上加大监督成本可能导致得不偿失的后果，那么，在大宗办公消费品上加大监管力度，显然是值得的，因为它可以大大减少公共消费品的支出和损失。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实际上是同一的，例如，公车的使用者是单位领导(监管对象)，而公车使用情况的监管者也同样是该领导(监管主体)。在利益的驱使下，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为一体的单位领导，就会在主观上故意为公车的使用留下模糊的制度空间，从而为公车私用开方便之门。

　　最后，办公消费品和私人消费品在使用权的区分上存在着道德模糊空间。换句话说，办公消费品的私人盗用，具有一定的“认受性”，也就是说，在某种特定的文化中，灰色消费是被特定圈子的人群所接受的，它不但不会在道德上被谴责，反而会在道德上被认可。在这些人看来，“阿公”(公家)的东西，能拿就要拿，能用就要用，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对于灰色消费，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可否认，人们对灰色消费的确也会感到愤怒。然而，许多人的愤怒常常不是针对灰色消费这一现象本身，而是针对灰色消费机会的不平等。自己没有灰色消费的机会，这些人就会义愤填膺地谴责它。一旦自己或自己的亲朋好友有机会进行灰色消费，他们就会立即停止这种谴责，并为能够有机会进行灰色消费而沾沾自喜。因此，在一些单位，为了避免因灰色消费机会不均而导致的人际关系的摩擦和紧张，灰色消费出现了团体化趋势。单位的办公资源以某种借口转变成团体成员的私人消费或福利消费。例如，一些单位截流公款，私设“小金库”，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并用公款发放购物卡或其他私人消费品，等等。于是，灰色消费由个人现象，变成团体内部利益均沾、成员共享的现象。

　　对于灰色消费现象，政府的确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杜绝。然而，灰色消费现象尽管有所收敛，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反而变得更隐蔽，更难以察觉。可见，要根除灰色消费现象，仅仅从制度方面入手，是不够的，因为只要人们存在灰色消费的动机，总能发现制度的漏洞。相反，一旦人们公私分明，对办公消费品有着秋毫无犯的心理，那么，即使存在大量的机会，人们也会无动于衷。可见，灰色消费的杜绝，还仰仗于全新的道德文化的建设，其中，建立公私分明的“有耻之心”，尤为紧迫，并有必要从幼儿抓起。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消费者研究工作室教授、博导，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