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电影-百年新生(3)

　　100年，终于走到起点

　　美国电影产业化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时至21世纪，中国电影决策部门做出“中国电影须走产业化之路”的历史性决定

　　本刊记者/丁尘馨

　　大光明电影院正在筹划着如何回复当年的荣华，心情一样急切的是广电总局电影局的决策者们。中国电影经过半个世纪既不是商品也不是娱乐和艺术的徘徊期，终于等到“中国电影须走产业化之路”的决定。

　　此前，已陆续有电影人以自己的职业本能和艺术敏感，在弥漫着自我表达的的电影风气中，尝试走商业电影之路。

　　中国电影100年与冯小刚电影的8年

　　冯小刚的电影被人记住并长久议论，始于1997年12月24日上映的贺岁片《甲方乙方》。随即《甲方乙方》以3000万元人民币得该年国产电影票房之冠，超过同年上映成龙的《我是谁》。而原产于香港的特有名词“贺岁片”和让人耳目一新的国产电影风格成为当年不小的话题。从此冯氏语言风格也成为其电影的独有标签。之前，他因导演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被圈内认知。

　　同时《甲方乙方》也遭遇和好评数量对等的批评。意见主要针对影片“小品串联”式的结构和京式贫嘴。尽管冯小刚一直在努力改善电影中讲故事的手法，不少台词也逐渐成为社会流行语，但褒贬参半的“待遇”，几乎伴随着之后7年冯小刚的每一部贺岁影片。只是每年攀升的票房准确记录了其电影的市场号召力。

　　也是那时起，“贺岁片”思路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轻松题材的影片成为中国电影商业化探索成功的第一步。

　　其实早在1989年张艺谋就以《代号美州豹》探索中国电影市场，次年的《古今大战秦俑情》和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都是冲市场而来，均无功而返。也是那时候，张艺谋处理商业电影的短处已尽览无疑了。现在看来，他的商业功力依然不够。

　　有评论认为，之所以没有电影学院背景的冯小刚能站在中国商业电影的潮头，恰是由于其不入主流的出身使他不可能在官方的论资排辈中挤到一席之地，只有转向市场寻求另一种认可。这使他成为了中国最纯粹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导演，也因此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观众都集中在市民阶层。

　　一个小插曲能旁证当时的商业电影在中国电影圈中的位置。2000年，由开罗电影节来中国钦点的影片《一声叹息》，获得该电影节上九项奖项中的四项大奖，包括最佳编剧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和评委会特别奖。不想这个荣誉并没有如其他在国外获奖的艺术影片那样被传颂，反而遭来各种议论甚至嘲笑，以至国内的导演不屑再去参加这个本来级别不低的开罗电影节。冯小刚则表态，他只看重人民不在乎评奖。

　　10年大片“入侵”的市场启蒙

　　十年前中国电影市场已经非常箫条。1995年和“大片”一起进入中国的，是美国流行的分账制。分账的大体比例是：制片方35%，发行方17%，放映方48%。从此，“票房”成为电影公司和电影院认定电影优劣的最主要依据，为发行和统计票房，院线也因此在国内逐渐成形。

　　另一方面，“大片”带来的高票价推促国内新建大量更高档次的影院。那些建于五六十年代或更早年的影院，大多被陆续淘汰出局(“大光明”这样的影院开始不可避免走向衰落)。1999年，全国5000家电影院中，设施设备和技术手段达到国外90年代水平的不到1%。

　　当年，除姜文和张艺谋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外，整个电影制片业都寄希望大片带来更开放的创作氛围。对于中国影人来说，“市场”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从学校的理论到实践，他们都一直以电影大师为自己学习的目标，没有人知道“市场”该如何做。

　　经过盲人摸象似的探索，代表一代影人精神气质的“第五代”导演似乎更快适应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转变。其中的代表人物张艺谋在“二次创业”中又一次成为影人的旗帜。被认为最具文化气质的陈凯歌最终拿出《无极》挑战商业电影。

　　频频在国外获奖，曾被寄予厚望的“第六代”，却在从地下到地上的转移中相继迷失。张元、王小帅、娄烨等在地上正悄然被边缘化。细想之下不难理解，很多当年靠鹿特丹或阿姆斯特丹电影基金的赞助开始自己电影生涯的“第六代”，接触最多的只是几十万欧元的小制作艺术或实验电影，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市场。至少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始终在电影院里与观众直接面对，他们当然比第六代更了解市场和观众口味。

　　这个群体中有一个意外，就是陆川。经过长时间蛰伏，他聪明地通过姜文、伍宇娟协力，以《寻枪》一炮打响，2004年又以都市人永恒兴趣的人文性题材《可可西里》稳住了阵脚。

　　这是中国电影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当市场被唤醒，能够适应商业市场的电影创作人才在哪里？

　　2004，产业化年中的不和谐音

　　在2004年，和国产电影票房飙升要一起被记住的，是一部名为《时差七小时》的来自民间投资的电影。这部耗资上千万元的《时差7小时》被认为是迄今最为昂贵的国产青春校园电影，2004年10月19日首映后，舆论关注焦点迅速从最初的“红头文件”要求学生自费观看、质疑制作电影的资金来源，转向对妞妞及其母亲拥有巨额资产的质疑，而所有质疑的最终出口是妞妞父亲 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

　　这种以官带商的市场手段竟在中国电影市场化初始轻而易举地出现了。无独有偶，此前被媒体争论不休的《十面埋伏》其实与《时差7小时》不无相似之处。

　　因当年《英雄》以2.5亿元票房，创造了国产影片的奇迹，为了再次让《十面埋伏》为国产片创造佳绩，有关方面决定从2004年6月15日至8月5日期间不上映任何进口大片，而是开展国产影片展映月。这实则成为《十》的独映月。在众片商的不服声中，虽然《十面埋伏》还是以1.53亿元得到票房之冠，但相比3000万美元投资和紧追其后，放在市场中公平竞争、目前仍在映期的《功夫》的1.25亿元票房相比，当时张伟平3亿票房的豪言显得有些滑稽。

　　当电影决策者为张伟平与张艺谋制造的票房“神话”欣喜时，也许还应该看到除去极美的画面不剩一物的电影，靠不正常的噱头炒作和特殊放映档期达到的高票房，也许是国产电影的强心针，但也可能药力过猛已伤了筋骨。相比，周星驰、冯小刚等人的市场化模式也许更有让同行效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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