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墓

　　作者： 来源：新 闻苏浙两教师夜砸王直墓

　　“安徽歙县柘林村有人为明代勾结倭寇、为虎作伥的大海盗修墓立碑。”1月22日，《新民晚报》这则消息被各媒体纷纷转载，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明代安徽人王直的墓与碑均建于2000年11月18日，是由“日本国长崎县福江市才津为夫”等12名日本人捐资修建的。

　　就在网络舆论对王直的功过是非激烈争论的时候，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丽水学院的两名教师郭泉、邬伟民带着斧头和榔头来到了安徽歙县，找到王直墓后，将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详见本报2月3日A13版）直评“为民族败类修墓立碑”引发三问

　　历史上，王直确有其人，但究竟叫王直还是汪直，史书上有争论，至今存疑。王直自称“直隶徽州府歙县民”。但是，明代的平寇将领编写《筹海图编》时，称他为汪直，后人修明史时又沿用汪直。到了近代，《辞海》的编写者，又认定明史错了，说他该叫王直。其姓氏尚存争论，有关事略则更是模糊难辨。

　　《倭变事略》载王直“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恶贯滔天，神人共怒”。清人修《明史》又说他“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不仅非盗而且还是大侠了。在民间，王直又是神秘的东方第一海盗，甚至传说他有藏宝图遗失民间……面对历史的多种表述，今天的人究竟信谁？

　　明代严禁对外通商，既不让人出去，也不欢迎外国人进来，“违者当众刺穿双耳，再犯，立即处死”。但王直所在的徽州，土地贫瘠，民谚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丢的意思，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冒险经商。王直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只能混在徽商圈子里学着做生意闯生路。由于朝廷海禁，徽商做海运贸易就需要有一定的武装保护，在朝廷眼里，这种武装亦商亦盗，实属“黑社会”性质。王直后来做得比别人都大，形成庞大的商业军团，建立了私人武装，被尊为头领。当时朝廷的平寇大臣胡宗宪，认定王直是倭寇之首，设计将他诱捕。王直在押两年后才被处斩，因为当时朝廷中对于海商“开与禁”纷争的两派大臣，在对他的生与死的定评上也有不同意见。可见，当时对王直的评价就意见不一。

　　在独尊儒学、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史家要给王直这样的人物立传，能简说事略已经不易，给出公允的评价可能更加困难。大航海家郑和奉旨出洋，尚且在史书中留下毁誉参半的评价，何况王直这样的“刁民”。为此，面对有人为王直修墓立碑这样的事件，有必要提出三点疑问：

　　一、今天的历史学界能否对王直给出一个真实客观的权威评价？今年是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有关对中国明代海商史的研究现在已成热点，王直应该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二、究竟是些什么人在为王直修墓立碑，是日本的学者、商人，还是海盗爱好者，甚至是不是倭寇的什么后代？希望能对此调查清楚，不要人为制造悬念。三、修墓立碑的目的究竟何在？捐建者究竟是为了纪念王直的什么业绩，还是有什么其他打算？广大读者都愿闻其详。摘编自《中国青年报》1月25日文/康劲观点愤怒不能用违法行动来表达

　　虽然这两位教师的行动让我也感到快意，我却不赞同他们的行为。因为从法治角度来说，我们有表达愤怒的权利，但是这种表达却不能通过违法方式来完成。

　　且不说时下对王直的功过还有争论，我们姑且就认为他是汉奸。那么，为一个汉奸在中国的国土上修墓碑，我们可以愤怒，可以声讨，这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对方对我们的声讨、愤怒无所反应的话，根据我国的民事法律规定，自然人因人格权利（包括人格尊严权）遭受非法侵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公民通过诉讼来要求“修墓人”自己来“砸墓碑”应当是可行的。

　　但对于两位教师来说，法律并没有赋予他们“强拆”权，而且他们的行为，事实上是侵犯了墓碑所有人的财产权，构成了对他人的民事侵权。另外，这两位教师的行为如果属于“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责任者可能会被“处警告或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如果他们故意毁坏财物行为属于“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还将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我对两位教师（特别是据郭泉说他还当过5年法官）采取轻率的违法行为来表达愤怒的方式，表示遗憾。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王直是汉奸的话，作为中国人砸一个汉奸在中国国土上的墓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哪来的违法？道理很简单，如果看到街上一个美女身穿日本军旗装在“不知廉耻”地招摇，你除了告诫、声讨她外，恐怕不会强行剥去美女的日本军旗装吧！因为那样显然是违法的。国人对于“为汉奸修墓”事件的态度，也应当如此。

　　作为国人，我们应当学会运用法律，而不能动辄轻率地以违法方式来表达愤怒。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月3日文/何向东辨析民族情绪需要制度化宣泄途径

　　南京的一位律师如此评价这两位老师的砸碑行为：“行动上不理智，程序上不合法。”这位律师认为，邬伟民和郭泉应该选择“正常合法的途径”。然而，在我看来，两位大学老师的行为却显得很理智。他们先是查阅资料、严肃探讨，确定王直的“汉奸”身份；再对江苏和安徽的墓碑进行了“比较研究”，确定砸碑工具；在砸碑现场，二人只砸毁写有“王直”字样的墓碑，并未株连“王氏祖碑”。我相信，这两位书生气十足的老师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他们其中一位还做过五年法官；只不过，在理性的权衡之后，他们发现，要宣泄自己的义愤，“砸碑”是成本最小的行为选择。

　　就常理而论，两位老师有两条“正常途径”可走：一是行政途径，即向当地政府提出干预立碑行为的要求；二是司法途径，即向相关当事人提出诉讼，由法院裁定墓碑的存留。但是，当地政府既然能够几年来始终默许“王直墓”存在，其态度已昭然若揭。而打官司要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显然太高。

　　两位老师“理智”的“砸碑”行为说明，我们的民族情绪还缺少合理的制度化宣泄渠道。从积极方面来说，宣泄民族情绪是公民表达自由权利的内容之一，给公众提供制度化的宣泄渠道，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己任的政府责无旁贷。从消极方面讲，提供合理宣泄渠道，能够防止民族情绪日积月累、暗中涌动，有效防控民族情绪对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

　　参考各国经验，为民族情绪提供制度化的宣泄渠道，意味着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将单个、零散、非理性的个人行为变成有组织、有理性的群体行为。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促进民间组织的生长，以降低单个公民选择“合法正常途径”的成本；另一方面健全保障言论与表达自由的法律框架，保证政府自身能够及时回应公民维护民族自尊心的诉求。摘编自《晶报》2月3日文/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