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相反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但我们必须正视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的过程。利益表达往往意味着冲突，因
为它包括了为达到争取利益的目标而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方式。利益表达的需求总是产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时，如果不开启表达的大门，利益矛盾得不到解决且会日积月累从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但如果开启表达的门大，以诸多利益矛盾为基础的表达行为往往会以不可控的方式和力度冲击试图为它提供空间的体制，严重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因此，必须要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可以这样说，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
应当把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能力，看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甚至看做是新的政绩观的一部分。形成这样的一种能力，需要政治智慧和治理技术。就此而言，有三个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利益冲突是一种理性化冲突。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内容本身是很简单的，就是利益的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冲突，目标是有限的，一般不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关键是政府要准确定位冲突的性质；第二，妥协是化解冲突的主要方式。利益冲突的目的是利益博弈和解决问题，冲突的结果往往不是哪一方的彻底胜利，而是妥协和让步。妥协和让步往往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谈判应当成为解决冲突的常规化形式；第三，认错与依法惩处的组合化处理方式。就拿去年夏天发生的银川出租车事件来说，银川市政府理性化的解决做法至少是由下面三点构成的：其一，实事求是地承认有关部门的“规定”或“办法”是有问题的；其二，对大规模的停运事件没有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而是用暂缓执行有关规定的退让或妥协方式化解了冲突；其三，在冲突中，警方对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处理办法。我们可以将这三种做法看做是解决这个事件方式的一种组合。这个组合，改变了过去对集体事件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习惯做法。
但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长期缺乏利益表达的传统、且利益矛盾又比较突出的今天，表达大门的开启是有某种风险的。但这个坎儿总是要过的。在这样的时候，需要做的不是重新关上利益表达的大门，而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同时，从利益表达者的角度说，提高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