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1月31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政府大院门口来了个40多人的豪华讨薪团，他们驾驶各类名车，个个衣着光鲜齐声高喊“乡政府还钱”。据此间《京华时报》2月3日报道说，这些人均来自来广营乡绿化隔离带配套工程的一个项目工地，且大多为承建该项目的公司领导和项目材料供应商。讨薪者声称来广营乡政府拖欠款项近亿元，其中包含有民工工资一
千多万。
这一消息让我仿佛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豪华讨薪团之于乡政府是“讨薪”一方，于民工兄弟他们又是“被讨”一方。近年来，农民工暴力讨薪激情维权的例子屡有所闻，豪华讨薪团自己想来也难免碰上。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讨薪链条已然清晰可辨，在这个互为依赖的支付链条中，一旦某个环节发生问题，紧接下来的薪金支付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而恰恰容易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又多是处于链条最顶端的政府。
人们常常将发展中的中国比喻为一个大工地，在这个超级大工地上，最大的发包方应该就是政府。来广营乡政府大门前的豪华讨薪事件还未有定论，一方当事人单方披露的欠薪数字也未必准确。但另有媒体近期披露的一组数据却很能说明问题。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拖欠的1780亿元工程款中，各地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所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700亿元。假设这笔欠款中有农民工工资70亿元，而每个农民工又被公司（或工头）拖欠1万元，那么，全国受此欠薪链条影响的就达70万人；如果每个农民工平均被公司（或工头）拖欠5千元，那么，全国受此欠薪链条影响的就将达到140万人。
这样的分析只是为屡屡上演的讨薪“自杀秀”又提供了数字上的印证，但同时，这些数字也在警醒着我们，避免民工讨薪悲剧的终极解决办法究竟何在。以农民工被欠薪后的悲惨境遇来唤醒公司领导或工头们的同情？以诉诸法律的手段，在通过漫长的法律程序之后换来些很有可能无法执行的判决？以个人的遭遇或个案的披露来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或取得更高层领导的批示？诚然，这些都是可行的办法，在实践中也都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但又都不具有普遍意义。很简单，在不断涌现的欠薪纠纷中，固然有一些公司或工头确属恶意欠薪，但相当多的公司和包工头还是像这些豪华讨薪团一样，深陷在欠薪的怪圈中难以自拔。他们自己被上头拖欠，反过来又拖欠底层。只不过底层的人数更多，底层的农民工在维系日常生活上对于欠薪较之他们更为依赖。如果我们将欠薪问题仅仅看作是一个社会问题，因而需要欠薪链条中的中间环节来独自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那么在给农民工带来公平的同时，不公平又相伴而生了。
欠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更应该得到公平解决。解决欠薪的正常途径必然是维护支付薪金链条的畅通，而且必须是从上至下一路畅通。农民工的激情维权不正常，豪华讨薪团的出现同样不正常，解决这些不正常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但首先需要的是政府的努力———这里的“努力”一语当然指的不是在道德宣教上，而是在依法按时履行债务上。若政府背负的700亿元的巨额欠款能够如期履约，我相信豪华讨薪也好，激情维权也好，都将不会再成为新闻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