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报上刊载了与图书馆有关的三则新闻，其反差之大，读来不禁令人思索再三、感慨系之。
先说说头一条。新闻报道说，作为公共文化设施，偏远落后的西部地区图书馆建设明显落后，主要原因是地方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图书馆购书经费短缺，馆舍狭小，新增图书量、报纸期刊订阅、读者服务及现代技术运用等多方面均远远达不到读者需求，不仅读者大量
流失，连许多县级图书馆能否继续生存都令人堪忧。以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图书馆的现状来举例，自从15年前县财政不再给图书馆拨付图书购置费，馆里的图书基本上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书，平时没人过来借阅。馆长说，15年没订过新书，报纸一年只有一份，公共图书馆“穷”得没人来，图书馆的六名馆员，也天天闲得发慌没事干。化隆回族自治县，是笔者去年曾去过的地方。当时只觉得那里苍茫雄浑、风光宜人，没想到壮美的景色掩埋着如此苍凉的文化贫瘠。而且，这样的情况还属于普遍现象，就连省会西宁市图书馆也连续14年没有购置新书了，每年两万元的购书经费仅够报刊订阅之用。如此看来，西部开发，更重要的是要文化先行，不然的话，在青海高原地带，公共图书馆恐怕是难以摆脱缺吃少穿的困境和冷冷清清的尴尬局面。
第一个图书馆的问题是“穷”闹的，而第二个有争议的话题却是富闹的。一条题为“农民耗资60万藏书六万册”的消息，说的是徐州新航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侯惠斌有着长达40多年的购书史和藏书史，成了“江苏农民藏书第一人”。六万册书，不是个小数，相当于西部地区一个县级图书馆的好几倍了。但有人却提出非议，说这样的藏书被有的人看成是“为了让人参观”，是“混充风雅”，甚至是“过于疯狂”，因此，是“不宜宣传和提倡”的。一句话，好像富起来的农民就不能成为藏书家，农民的钱一与文化沾边，就成了匪夷所思的狂妄，成了附庸风雅的笑料，这不是明显的身份歧视吗？其实，看看中国流传下来的四大藏书楼，哪一座不在民间乡野之中，哪一座又不是当地有文化的士绅耗资建造的？在数千年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封建时代，它们却实实在在地起到了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
第三个话题缘起一条好新闻，但里面却包涵着不少隐忧。前几天报道说，北京市某家文化单位与一家实业集团联手，关心民工，给他们建造了一座民工图书馆。逾百万来京务工人员远离家乡和亲人，为京城建设辛勤劳作，为他们多办些好事实事，想方设法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题中应有之义。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有一个难解的现象：那就是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可图书馆却与现代人渐行渐远了。譬如，笔者所居住的这个据称是亚洲最大的望京居民区，30多万人口，楼房盖得鳞次栉比，竟没有一座公共图书馆。但是，与全国平均每46万人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的情况相比，京城各类较大的公共图书馆就有30多家，所以北京人算是幸运的！不过，农民工有余暇有能力跨过这些图书馆的高门槛吗？我怀疑。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好信息同样值得人去思索。去年一年，北京市人均图书花费958元，仅北京图书大厦去年一年的销售额就逾4个亿。这数字，包括那百万在京打工的农民工吗？我又怀疑。还有，每次到三联书店，总能看到上下层的台阶上坐满了只看不买的特殊读者。据最近发布的一项国民阅读调查显示，仅有5％的调查对象曾在图书馆阅读过。那么，国家划拨巨资建造的宏伟漂亮甚而亚洲第一的图书馆，发挥它应有的功效了吗？我还是怀疑。
好在快过年了，在国民阅读率逐年走低的今天，关注吃住行的人要比关注图书馆的人多得多。这话题就此打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