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教育不公平现象：家庭背景影响教育机会(2)

　　家庭背景影响教育机会

　　杨东平说，自改革开放后，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高等教育中入学机会的差异一直存在，且受到教育政策的强烈影响。

　　建国之后，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教育政策一度有意识地向工农子弟重点倾斜。以北京大学为例，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比例，1957年为30.8%，1974年高达78.6%。在全国范围，1952年这一比例为20.5%，1965年达71.2%。但这同样也是一个非正常现象。

　　1977年恢复高考后，原先的政治标准被分数标准取代。工农子弟的比例逐渐回落，同时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大幅增加。北京大学1978年新生中，工农子弟占27.5%,干部、军人子弟占40.6%，知识分子子弟为11.6%。1985年，工农子弟为44.6%，干部、军人子弟34.3%，知识分子子弟为12.4%。1991年，工农子弟为37.1%，干部、军人子弟为38.7%，知识分子子弟为13.6%。此消彼长，其中干部阶层的子弟增加最多。

　　这一趋势在近年继续得到了加强，教育机会分配转向更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

　　北京理工大学1998级学生的家庭背景为，工农子弟占45.1%,出身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家庭的总比例为38.5%。“要知道，干部、知识分子在所有人中所占的比例仅在5%左右”，杨东平说。

　　而现有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中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更多集中在优势高校，而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阶层子女则更多集中于普通院校和大专院校。

　　杨东平说，“优势阶层的子女的录取分数线低于低阶层的子女，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较多地分布在重点学校和优势学科。”

　　课题组对此也有调查，在专业选择方面，农村学生偏向于农学、军事学、教育学等较为冷门的、收费较低的学科，而城市学生更倾向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热门的、收费较高的学科。而学科的选择，成为一种潜在的分层。

　　教育公平正当其时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李春玲认为，现代社会的分层是与一个人的教育水平相当的，教育水平基本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位置。“看谁走在前头，就看他受多少教育”。

　　社会的阶层分化是客观存在的，李春玲说，但教育不公平会加剧和加强社会的两极分化。

　　教育机会不均等，这种分化就通过代际传递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一辈子难以跳出，让弱者失去希望。因此，教育不公不仅危及社会公平，而且危及社会稳定。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通过教育改革来减少不公平，政策偏向弱势群体家庭。但一些趋势显示，我们这方面尚有不少欠缺。

　　“在社会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教育制度有三种选择”，杨东平说，一是主动维护社会公平，将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二是至少不去人为制造不公平；而最差的一种就是人为地制造差距与不公。

　　但当前的差距有逐渐加大的趋势。杨东平举例说，1980年树重点中学，1995年又推动成立1000所示范高中。“这是劫贫济富，树起一个竿，倒掉一大片。教育资源过于集中于城市，而城市中又过于集中在重点中学。”

　　李春玲总结说，一方面是教育精英化，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另一方面是某些学校教育产业化，从小学到大学热衷搞经济创收，其招生规则自然就会偏向富人和有权者。

　　杨东平认为，在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的情况下，提出教育公平正当其时，必须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完全可以实现好的教育、相对理想的教育，把优质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

　　如何改善和促进教育公平，课题组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改善基础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如北京市正在修订相关教育政策，将首次取消城乡之别，实行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一体化，使城乡居民享受平等的教育待遇；二是改变重点中学制度，改善正在扩大的阶层差距，贯彻基础教育均衡化的方针，这是减少高等教育阶段的阶层差距的关键所在；三是改革高考招生录取制度，不仅要改变目前偏重大城市的招生名额分配，逐步过渡到大致按照考生数平均分配各地招生名额，而且要革除那些可能成为腐败温床的制度和政策，如保送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加分等政策。

　　“政府应当是维护和促进教育公平的社会主体，政府行为的底线，至少是不人为地制造差距和扩大不公平”，杨东平说。(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刘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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