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专门下发文件规定，严禁送礼者踏进大门(2月6日《北京青年报》)。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反腐败措施呢？笔者认为，反腐败实践是检验反腐败制度的惟一标准。我们应该根据反腐败的实践来考察这样的措施的合理性。
首先，反腐败的实践说明了这样的措施针对性并不强。在反腐败的实践中，那些腐败官员早已“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只收大红包”了，我们随便找几个典型的腐败案件来看一
下，就会发现他们的腐败事实上并不是大包小包地拎出来的，更有甚者，有些腐败者为了自表清白，往往也会搞出一些廉政秀，如原四川省交通厅长刘中山逢会必讲反腐倡廉，而且身体力行，有几次他让门卫把前来行贿者轰出大门，一时传为佳话。而事实上他一笔就贪污了一千多万。
其次，严峻的反腐败形势说明了需要更严厉的反腐败措施。犯罪学上讲“没有犯罪，就没有刑法的完善”，当犯罪早已不表现为送礼品时，我们出台的措施还是针对送礼品式的腐败，说明了我们反腐败措施的滞后与无效。其实，当犯罪的形式表现为红包及贵重的有价证券，更加具有隐秘性时，我们的反腐败措施也应该加强对此的针对性。比如针对收受金钱式的腐败我们难以当场发现的特点，我们应该加强财产申报，加强秘密侦查手段的运用。
最后，解决送礼腐败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为什么有人大肆送礼，甚至不避嫌地送到单位？完全是我们执法之隙造成的。在抓获的腐败分子中，有几人将收受烟酒、土特产算入腐败的总额？我们现在实质上默认了收点礼品不算腐败，所以逢年过节送礼不断，这就是反腐败实践中所谓的“烟酒不算账”。正是司法实践中送礼的非罪化处理，致使送礼猖獗。将送礼者堵在大门外仅仅是扬汤止沸，而通过将烟酒有罪化才是釜底抽薪：只要规定收受烟酒者开除公职，我想某些机关大门前也就会门可罗雀了。
总之，笔者并不认为因为有贪官做廉政秀，就应该将大门洞开，听任送礼者自由出入了，而是认为：出台反腐败措施时，一定要有的放矢，让潜在的腐败分子感觉到实实在在的威慑，让人民感觉到国家是动真碰硬的，每出台一个措施都能实质性地推动廉政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不能隔靴搔痒。(邹云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