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今年“一号文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新闻回放——

　　新华社1月30日受权全文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意见》指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意见》共27条，分九部分，包括：稳定、完善和强化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坚决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提高耕地质量；加强农田水利和生态建设，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发展环境；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竞争力；改革和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健全农业投入机制；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民和农村社会全面发展；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意见》强调，加强农业基础，繁荣农村经济，必须继续采取综合措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引领中国农民迈入中国发展的主流

　　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农村问题始终是制约全局的关键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建立在从农业获取全社会资本积累的基础上，特别是国家财政对农业有极大的依赖性，使农民成为经济成长的负担者，那么，这个国家将滋生严重的社会矛盾，并终将危及社会安定，破坏国家政治发展的可持续性。由农业向社会的净贡献转向社会向农业提供净支持，对转型时期的社会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新的一号文件是在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一系列变化的背景下出台的，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有能力迈过社会重大转型这个门槛，预示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新时期。

　　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这个历史转变，是中国亿万农民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以后才能够出现的。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农村不仅向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还提供了大量用于城市扩张的土地。在一些关键时期，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用自己的脊梁支撑着前行中的民族躯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中国农民自己的创造，方使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由此为结束农业哺育工业创造了条件。我们必须感谢中国农民，必须给他们以回报，必须引领他们与中国城市居民一起迈入中国发展的主流。

　　今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推进，将是我们面临的工作难点；农村社会对国家政策的有效承接能力也始终是我们需要破解的难题。为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以更坚定的决心和更强大的行动魄力搞好农村改革，把改革事业一步一步推向深入，为最终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创造奇迹。（2月1日《燕赵都市报》党国英/文）

　　一号文件与三个“重中之重”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有三个提法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是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二是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5年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三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一个重中之重，从执政党当前工作出发，提出了执政兴国、富农兴邦的新任务；第二个重中之重，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侧重并突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第三个重中之重，把“三农”问题列为政府的核心工作。“三个重中之重”，充分体现了“三农”问题在全国经济、政治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具有历史性的坐标意义，这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中国，“三农”绝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从农村起步的。解决好“三农”问题也是历届领导集体首选的课题之一。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肯定“双包”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到最终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通过农村改革逐步走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定水平上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每一次中国社会面临大进步、大跨越前的首要课题。（2月1日《解放日报》康劲/文）

　　对农业“多予少取”理所应当

　　农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不要说现在，即使我国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农业也无法和工商业进行“平等”的竞争。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一旦出现短缺，就会造成极大的恐慌，这是它与工业品的最大区别，也是农业不赚钱但国家绝不能轻视的最重要原因。但人类对粮食的需求量又是有限的，食品在高档化奢侈化方面也只能适可而止，因此不是高科技投入的兴奋点，不可能像工业品那样在这一方面有无限的升值空间。所以，即使是那些农业技术很先进、农民少、土地多的国家，农业也仍然是不收税并享受国家大量补贴的行业。中国是农业人口比重大、土地资源少的国家，我们更应该对农民“多予少取”。

　　农业是我国缓解就业压力的最大保险阀。在目前整体上劳动力过剩、因农村教育不发达导致的低素质劳动力占绝大多数、城市工商业还不能满足青年农民流动就业的环境中，维护好这个“保险阀”具有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农产品也是城市工业的重要原材料之一，但价格一直很低。而城市卖给农村的工业品却有很大的利润，甚至同一种产品在农村的价格比在城市还要高。从实际效果上看，农民们实际上是在无私、默默地支援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这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尤其明显。现在城市对农村的“多予少取”不是恩赐，而是理所当然的反哺，是还债，是一种迟到的公平交易。（2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岳建国/文）

　　解决农业问题需要胆略

　　当前中国农业就业人口逐渐通过工业化向城市转移，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作为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在农民增加收入方面起不到根本的作用，农业的比较劣势进一步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规避国家的法律，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用地，并且从中获取更大的收益。这样做固然有体制和执法不严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农业已经完全丧失了发展优势。所以，如果没有充分利用国际经济循环所带来的好处，没有进行产业结构的改造，那么，即使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业的边际效益也会不断发生递减的现象。

　　在制定农业政策时，必须有战略眼光，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战略性调整。对那些适合工业发展的地区，政府应当实行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而对那些适合农业发展的地区，政府应当通过财政税收、金融信贷、价格调控等手段促进农业规模化发展。

　　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我们还必须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和精神，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农业布局，解决农业生产面临的瓶颈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部分人的利益可能会需要重新调整，部分地区的经济布局需要重新规划。（2月1日《燕赵都市报》乔新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