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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核心提示】
中国政府最近在各种场合明确否认了中国在近期内改变货币政策的可能性。2月4日，应邀出席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伦敦被媒体问及是否在会谈中讨论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问题时，明确表示人民币汇率政策不是议题。在这次会议中，尽管受到了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泰勒“让人民币自由浮动”的压力，但中国高官仍然坚持了“需要时间
”的说法。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时机仍不成熟为期两天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2月4日在伦敦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应邀与会，并与西方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举行了非正式对话。周小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改变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时机还不成熟。他表示：“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改革银行金融系统，为实行货币政策改革做准备。中国需要时间来培训新一代银行工作人员。人民币汇率将不是我们的议题。”对于这次会议会不会讨论人民币的问题，周小川说：“我们是客人，如果其他国家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将奉陪。”消息灵通人士说，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公报中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措辞“不会有质的变化”。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泰勒在早些时候表示，美国将敦促中国尽早放弃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政策。代替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出席这次会议的泰勒说：“美国一直和中国有着良好的、坦率的对话，我们知道他们正在采取措施向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过渡。”西方七国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着陆”2月5日，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略显平淡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早餐会后，毫无意外地“听”到了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泰勒“让人民币自由浮动”的强烈要求。不过，中国方面仍然坚持了“需要时间”的说法。这次会议的第二天清晨，金人庆和周小川应邀参加早餐会，正式拉开了一场“鸿门宴”的序幕。这次早餐会上，西方七国更多地讨论了中国发展的远景问题，而没有就最敏感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此前有传闻说，2月5日的早餐会可能会第一次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撞出“火花”，因此早餐会虽然对外封闭，但仍然吸引了不少记者在外守候。大多数早餐会与会者在出席后都守口如瓶，只有日本央行行长福井俊彦向外界透露了一些会上情况。他表示，这次早餐会的出席者确实在里面讨论了中国问题，但只是关于中国发展的宏观问题，而没有涉及最敏感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着陆’，但不会出现‘硬着陆’的情况。”美国无理要求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第一天日程结束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泰勒单独会晤了金人庆和周小川。在西方各国要求美国消除巨额贸易赤字的压力下，泰勒彻底放下了架子，在会上强烈要求中国放弃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市场”是泰勒在会上强调得最多的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在会上，美国方面始终在指出一点——市场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帮助中国的成长。”泰勒还提出，中国应该采用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因为要有一个健康的金融体制，就应该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在谈判中，泰勒还一度拿出美国国会的反华议案作为例子。“在国会里，已经有人提出要用法律武器对付中国。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不利于两国的经济关系。”随后他话锋一转，提出中国也应该表现出更大的诚意：“我们知道中国在采取解决问题的步骤，但是我们并不满意，中国应该做得更多。”面对泰勒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方面依旧坚持了以往的立场：人民币的浮动汇率终究会实现，但需要时间。目前，让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仍然是最好的选择，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都会有利。参加西方七国会议将扩大信息来源对于这次西方七国财长会议是否预示着人民币汇率将提升的问题，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表示：“西方七国财长会议邀请我国央行行长参加，不会对我国某一时间段的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的参考信息来源无疑会扩大，这些信息会对我们的汇率决策有影响。”曹和平说：“国家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要看未来经济的走势，由于上一年国家各行业的统计数据没有全面统计出来。目前，还不能预测我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形势。如果经济发展有过热的可能，那么汇率调整的可能性会较小。反之，如果中国经济相对稳定和正常，调整人民币汇率就有一定的可能，或者至少也会在汇率的决定方式上有所调整。例如，也许我们会脱离和美元单一货币挂钩，选择前10个最大贸易伙伴的‘一揽子’货币政策，作为我们的货币汇率基础。”西方七国财长为何邀请中国央行行长参加财长会议？曹和平解释说，估计七大工业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原因是如果人民币汇率提高，我们的商品出口到国外，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价格就会变高。这样，消费者购买力就会相对下降，我国的出口市场就会受到影响而减少。提高我国经济实力是根本对于中国政府拒绝被动调整汇率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说：“现在欧元的汇率在提高，但是，全世界还是要购买欧洲制造的‘空中客车A380’飞机，汇率和价格再高，也不会影响它的销路。也就是说，汇率变化对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影响较大。比如，如果我们生产的玩具，人民币升值后产品在国外市场涨价，销路就很容易受到冲击；但如果我们生产的是高级电子设备，技术性很强，受到的影响就不会很大。”他说，调整汇率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增强整个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实力后，我国会逐步放开汇率。沈骥如还指出：“如果人民币升值，立刻实行汇率自由浮动，马上会有外资想办法进入。去年已经有大约1200亿到1500亿美元的外资以各种方式流入中国，购买中国的债券、股票，目的是等待升值后汇回本国以获得资金。现在外汇进出中国还是有很严格的管理，如果全面放开，将会有大量投机性的外汇流入。所以，我国目前没有马上放开人民币汇率。”每日经济新闻供稿人物专访中国正在积极准备汇率改革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专访时，介绍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及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问题，周小川说，中国将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周小川指出，从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汇率没有被大幅低估。中国去年全年商品贸易顺差大约为320亿美元，但服务贸易却有大约120亿美元的逆差，因此全年经常项目顺差大概在200亿美元，这个数字占中国GDP的比重不到2%。从外汇储备角度来看，虽然中国外汇储备增加比较快，但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再投资于中国市场的现象有所增加。关于中国是否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间表，周小川表示，中国将按照自己的发展需要进行汇率体制改革。中国1994年就已经实现了有管理的单一浮动汇率制度，而且运行得十分成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稍微减少。不过，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调整必须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要有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健康的金融体系；第二要有正确的改革方案，有利于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第三还要考虑对地区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周小川说，一年多来，中国就汇率改革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工作。第一是加快国内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使其能更好地适应未来更具灵活性的国际汇率机制；第二是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外汇管制，使市场能在更大范围内反映出外汇的供求关系；第三是改进和完善国内外汇市场，使金融机构和企业适应外汇市场的环境和产品。目前这几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已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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