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说“福”

　　生活中有一些东西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追问起来，又常常难以确切回答。记得刚识几个字的我在看父亲贴春联的时候突然问了两个问题：

　　“什么是年？”

　　“什么是福？”

　　父亲感到有些奇怪，我不知道是他不屑于还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能够让我一下子听明白的话，他用近乎同义反复的话回答我：

　　“年就是福呗。”

　　到后来我会查字典了，把准确的书面语言告诉他。父亲只是点点头，不愿与我讨论这些没有疑问的问题。

　　再后来，我逐渐体味到，对于日常用词的理解，远不像词典上的解释那样简单明白。随着年深日久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发现许多单词甚至单字，都是多少部大书说不尽的。就比如我儿时的这两个问题。

　　关于“福”，中国古人认为富贵寿考齐备为福，有一种比较具体的解释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书·洪范》）福，实际上是理想的代名词。

　　而在年节，正是集中体现、考量甚至比赛各个人福分、福气的时刻。日子像过年一样，这基本上就是普通人所谓的理想境界。民间戏文上有这样的唱词：“辛苦一年为的就是这几天。”历史演义中的程咬金在瓦岗寨起义当了皇帝，其生活上的要求就是“一天一个年地过”。

　　在中国百姓，福是很具体的。过年的享福，更是具体的。就我个人的经验，所谓过年，在上个世纪的岁月里，也就是有一顿或者几顿饱饭吃，也就是吃吃饺子，还有大肉、白面馒头；有几天闲暇的日子；有个一家人团聚的机会；有些孩子和女性有新衣穿。

　　这大概也就是老百姓心中那个“福”字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了。如果这些日常能够实现，就是理想的好日子了。实际上，百姓们所盼望的一年几天的这种日子也是难以年年实现的。我已经过了60多个年节，深知于此。

　　我记忆中保存比较早的是1949年的春节。当时我6岁。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到处是战争留下的创痕。我的家被国民党反动派败退前一把火烧光，全家五口人挤住在一个仅可容身的茅草庵里。战争中幸存的人是没有奢望的。父亲在一条结了冰的河里发现了一匹被击毙的马，破冰割下了几斤马肉，母亲到军营的伙房旁捡了几个被丢弃的白菜根部的疙瘩，和着炖了一锅，算是饱餐了一顿难得的年饭。

　　十年以后的1959年。在大跃进的狂潮中，粮荒十分严重，饥饿的阴影笼罩着乡村，年来了。当时的公社社员已经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编制，胡乱迁村并户，农民的私有财产已经扫荡一空，公社的食堂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粮食。正读高中的我从学校回家，在另一个村子找到父母。但那里的食堂却没有我的伙食份额，在求告之后，才补了一份。一个荒唐时代的荒诞故事：当父母的已经没有能力管孩子吃饭了。吃过一餐饭后，我只得重回学校，路上听着公社社员过年仍然大干苦干的口号声，任何新年的感觉也没有。

　　又过了十年，1969年，“文化大革命”狂潮中又突发奇想，我所在的大学被指令在1月的一星期内搬到秦岭的山沟里。刚好赶上过年。有足够的饺子吃，也可以买酒喝，照常放假，但所有师生都必须在山里过革命化的春节。和平时期过年却不能团聚，化成心灵的痛与怨。

　　又过了十年，1979年。百姓能够像模像样地过年了。国家在遗忘了十几年后突然想到要为公职人员提高工资，我大学毕业13年来第一次长了6元工资，废止了十几年的稿费制度的恢复使得我在春节前一次得了54元稿费，几乎等于多发了一个月工资，过了一个几乎可以想吃吃想喝喝想玩玩全家快乐的“肥年”。

　　可能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生活的理想有关，有关年节的篇章，就是这样，连同一个时代，连同我们这个民族的群体，刻骨铭心地留在个人的记忆中。尤其是战乱年代，荒唐时期，贫穷岁月。小康时代的丰足年景，反而是另外的情景。

　　最近20多年，过年的吃喝穿已经基本不在记忆中留存，难忘的是国家和家庭发展的阶段性标记。个人事业的发展，每个家庭成员的进步，尤其是孩子的大学，越洋电话，在外国过节的感受，一些新的发展计划的讨论，新的健身松心怡情的活动，中西文明文化当然也包括餐饮的比较，等等，成为过年的内容。生理的满足，正在被心理的、精神的健康和谐的追求所代替并且提升。

　　看来，历史的进步使我们有可能越来越接近于中国人理想中的那个“福”字的真义了。当代人有可能比古人更大的福分，那就是创造更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乃至制度文明，过上更加人性化的生活。在这种意义上，与过去的日子相比，真的会每天都是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