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学术平台，还是“私家花园”

　　直面社科期刊现状段崇轩

　　“五四”时代《现代评论》创刊时，“本刊启事”中有一段话：“本刊内容，包涵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五四”时

期所以形成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一次高峰期，其根源就在有一批纯正的学者，把学术当作自己的生命，把姓“公”姓“私”的刊物，统统当作任人驰骋的“公共论坛”，才在一个千疮百孔、动荡不安的时代，耸起了一座现代学术文化的丰碑。我们要重建21世纪的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只有学习“五四”学人的那种学术境界、胸怀和视野，才有可能走出困境，获得新生。

　　“如今搞现当代文学研究，路子是越走越狭窄，文章是越来越难发表了。你煞费苦心弄出一篇东西来投到刊物去，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就是回复‘积稿太多’发不出，或者告你‘办刊思路调整’不宜采用……现在的社科刊物究竟是怎么了”？

　　在某大学做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授、且颇有建树的一位老朋友，一天沮丧地对我说。我默然回想近年来的几次投稿遭遇，颇有同感。其实何止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乃至哲学、历史、社会学研究等等，每一个研究者，这样的遭遇和景况，大约都会有所经历，大约都有深切的困惑。

　　时下，知识界关于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讨论正烈，表现了当代学者对学术文化外在的热闹和内在的危机的深深忧虑，反映了对重建真正的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呼唤与努力。但窃以为这种现象很有点“剃头担子一头热”。因为在整个学术文化的建设中，研究者的原创仅仅是其中的一环，只要求他们的“自律”是远为不够的。他们的原创品还要经过媒体———主要是人文社科期刊（出版社此处不论）———的审阅、选择、编辑和发表，才能成为钤有“合格”印记的学术成果。就像流淌在山间和地层中的矿泉水、只有经过工厂的化验加工才能成为市场上的矿泉饮料一样，就像农民地里的水果蔬菜、摆不到菜摊上就变不成商品一样。学术成果的诞生最终取决于这些各式各样的人文社科期刊的“生死予夺”，它同样是学术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因此它也必须有一套学术“法规”，必须有严格的“自律”。经过期刊发表的学术成果，才能流行于学界，汇入学术文化的长河中。从学者原创———期刊发表———文化成果，构成了学术文化发展中一个完整的“三维结构”生产模式。我们现在批评研究者的抄袭、剽窃、重复、平庸、泡沫等等学术失范现象，自然都没有错。但仔细想来，这些学术上的“假冒伪劣”产品，不正是众多的学术期刊堂而皇之地生产出来的吗？不正是因为它们的把关不严不正造成的吗？说得更透彻一点，学术期刊内在的失职与失范，对研究者的不端行为和学界的浮躁混乱，直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术期刊同样存在着强化规范和端正编风的问题。

　　中国的人文社科期刊，星罗棋布地分散在从上到下的大专院校、社科院所、文联作协等各种系统里，数量之多据说有二三千种。它肩负着发展和繁荣中国学术文化的神圣使命。它是千千万万人文社科研究者一个广大的学术平台。在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转型时期，这些期刊都遭逢了诸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经费不足造成的困难更为严峻，处于一种艰难而尴尬的境地。在这数千种期刊里，自然有不少能够坚持学术规则、精心办刊、与时俱新的期刊。就我所知，文联作协系统主办的一些文学评论刊物，就办得很有境界、很有生气，我对这些期刊的编辑始终深怀敬意和感动。

　　然而，当前学术期刊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又是不能掩盖和回避的。问题自然是多方面的，牵扯到许多领域，我这里难能也无力一一论及，我只想说的是现在某些学术期刊把学界平台演变为“私家花园”的现象。这种演变现象近年来十分明显而快速，其不良后果日趋严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反思。现在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姓“公”，是由国家下属的有关部门、团体主管主办的，也是由国家财政来支持的。在它创刊伊始，都一律标举着促进学术文化事业的旗帜。但曾几何时，市场经济裹挟下的功利主义乃至拜金主义等观念，无情地侵蚀了学术期刊纯洁的肌体，使这些学术期刊在“改革”“改刊”的旗号下，不显山不露水地演变成了某些人们、某些小群体、小团体的“私家花园”。“私家花园”自然姓“私”，它是属于个人和小团体的，当然这里的“私”有别于那种纯粹的“私人”“家族”之“私”，是一种放大了的带有某种社会属性的“私”；修建什么样的亭台楼阁，种植什么样的树木花草，完全是个人和少数人的事情，是容不得别人来插手的，也是不想请他人来观赏的。现在经济领域不是有“花园经济”的提法吗？“私家花园”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收入自然也归个人和小群体所有了。学术期刊的“私家花园”现象，给某些个人和群体创造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乃至世俗利益，但对整个学术文化的建设几乎是釜底抽薪式的。

　　学术期刊经费短缺，捉襟见肘，制约刊物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怎么办呢？收取“版面费”以维持生存，这是许多学术期刊不得已采取的“下策”。我并不一概地否定这种无奈之法，只要学术论文达到质量要求，作者又有力量付出一点“代价”时，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此门一开，大大刺激了主编和编辑们的“胃口”。文章质量不论高低，一律收取“版面费”，且价码不断上涨；因为中国的社科研究人员众多，又有庞大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群体，他们都在创作着自己的社科作品，都要寻求发表。据说现在的很多高校，硕士生不在省一级的正式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就不能取得毕业答辩的资格，博士生不在国家或者核心期刊上发表一至几篇论文，也同样不能获得毕业答辩的资格。即使有的学校不作这样的硬性规定，但也仍然把研究生在校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其培养研究生水准的最重要的考核标准。更不要说，全国各个高校还有着无数的讲师、副教授为了晋升职称，每年都有着在正式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巨大需求。还不要说，为了评博士点、硕士点、重点学科等等，为了评学科带头人等等，还有着那么多的教授，有着在各级刊物上刊发论文的巨大需求。不知道有关部门是否作过最简单的连小学生也可以计算出的相关数字，在这样巨大的需求面前，全国应该有多少学术期刊，才能使各类人员达到上述的种种要求。能否达到暂且不论，但我所说的是，在这样巨大的“市场需求”面前，学术期刊的行市还能不看好吗？只要有钱，什么样的“假冒伪劣”产品都一路绿灯。看似“学术繁荣”，实乃学术泡沫，徒然败坏了学术的声誉。对于此种令人困惑、忧心的局面，学术期刊难辞其咎。据我所知，一些学术期刊已把“出租版面”当作生财之道，即使经费够用，也照收不误，刊物质量每况愈下，但编辑们的日子却过得很滋润。这岂止是把刊物当“私家花园”？这是在搞“花园经济”呀！

　　把学术期刊变为“私家花园”的另一种表现样式是，划定一个作者的圈子，如思想倾向一致者、同属某种学派者、出自一个师门者等等，把一个刊物变为这些“同仁”的学术“自留地”。凡是圈内作者的稿子，来之必发，不论优劣；非圈子作者的文章，写得再好，也难进入编者的视野。我承认，每个学术刊物，由于人文的、历史的、地域的等等因素，都会有它的理性倾向和办刊追求，这是办出学术期刊个性的一种需要。但如果把这个圈子锁定得太小，看得太重，办成了纯粹的“圈子刊物”，而拒绝汲纳新的作者和新的思想，这个刊物就会逐渐萎缩，丧失生机。譬如有一份创刊较早的综合类文化刊物，上世纪80年代风行知识界，其思想的敏锐和开放在知识分子中激起一次次的心灵震荡。但若干年过去了，这个刊物的作者圈变化甚小，他们的年龄大了，思想老了，研究的问题琐碎了，文章也鲜有生气了，因此这个刊物也渐渐淡出了知识分子的视域。至于某些专门发表一个学术团体、群体研究者文章的学术刊物，倘若没有一个阵容较大、水准较高、且能不断吸收后继人才的作者队伍，这个刊物的学术生命力就令人担忧了。它也许会不断地为这个小团体、小群体生产出学术成果，但这成果就难免是一种重复劳动和学术泡沫。

　　诚然，在中国现代社科发展史上，确曾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同仁”刊物，质量参差不齐，寿命有长有短，影响或大或小，有民间的、有某个学术圈子或者团体的、有纯属个人的，均带有“私家花园”的性质。情形十分复杂，但从总体上看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起了“破冰”和“开河”的积极作用。而我们现有的学术期刊，均是国家下属的团体单位所办所养的，从体制上讲是计划经济的一种产物，从娘胎里就带有诸多局限和弊端，现在我们对其的调整、改革是势在必行，但倘若在变革中把它趁机办成某些个人（如承包方式）和小圈子的“同仁”刊物，而不能容纳不同学派不同学人的文章和观点，就有化公为私的嫌疑了。

　　我们的学术期刊林林总总，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五花八门，而二者又各行其道，缺乏统筹和兼顾。近年来，一些学术期刊意识到了走大而全的综合办刊之路的弊端，开始探索走更专业化的办刊路子。这本来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但在探索中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局限和问题，即一些全国性的权威学术期刊，放弃了自己全面推进本学科发展的重大使命，把办刊目标限定在了某一狭窄的专业领域内，成为这一专业研究人员的“私家花园”，它对这一专业的研究无疑大有裨益，但它又会削弱大学科的整体发展。譬如有一些学术刊物，过去一直是引领这一学科的学术潮流的，代表了这一学科的研究水准。但现在出于对学科薄弱环节的重视，把“办刊思路调整”到这一学科更细小的专业领域里。这一调整对专业研究者来说是一种福音，但对本学科的整体发展并不见得是一件幸事。因为这些学术刊物“放大抓小”了，而别的社科刊物又无力承担“抓大”的任务，其结果就有可能是“拣住芝麻丢了西瓜”。

　　学术期刊演变为某些个人、圈子、小团体的“私家花园”，对学术文化事业的损害是致命的。它不再坚守学术的道德和良知，把严肃的学术刊物变为“牟利”的“发财树”，任凭“假冒伪劣”的所谓学术文章大行其道，充斥学界，而把真正有建树的学术成果挤出门外。这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和学术腐败！它消解了学术刊物的崇高职责和宽阔胸怀，把眼光只盯在一个狭小的研究者圈子里，成为小圈子自产自销的“自留地”，导致了学术研究的封闭和萎缩。它放弃了推进整个学术发展的长远追求，缩回到狭窄的专业渠道，使本来就疲软的学术文化研究更加萎靡难振。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位朋友所遭遇的学术刊物的置之不理、“积稿太多”、“办刊思路调整”等等，正是学术刊物“私家花园”后的直接反映。它不仅伤害了无数社科研究者的心灵，更戕害了整个学术文化建设。为什么学术刊物如此之多，学术成果汗牛充栋，而我们的学术文化建设却令人堪忧？我们从这里是可以找到一种答案的。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期刊更是公器之公器。学术期刊不能真正成为广大学者的治学平台，中国学术文化的振兴就是一句空谈。这使我想到“五四”时代《现代评论》创刊时（1924年）“本刊启事”中的一段话：“本刊内容，包涵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五四”时期所以形成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一次高峰期，其根源就在有一批纯正的学者，把学术当作自己的生命，把姓“公”姓“私”的刊物，统统当作任人驰骋的“公共论坛”，才在一个千疮百孔、动荡不安的时代，耸起了一座现代学术文化的丰碑。我们要重建21世纪的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我以为首要的是要学习“五四”学人的那种学术境界、胸怀和视野，才有可能走出困境，获得新生。（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