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毒奶粉”受害家庭回访

　　他们的年关

　　-本报记者刘俊发自安徽阜阳

　　年关岁末，安徽阜阳火车站人山人海，出站口挂着一条长长的横幅，写着“欢迎在外辛劳一年的父老乡亲回家过年” 。这里是中国民工潮的五大源头之一，拎着大包小包的返

乡民工们，急匆匆地奔向那个属于自己的港湾。

　　然而，有些人却有家难回，有些人即便在家，心也无法安宁。如果不是因为黑心的奶粉，他们本来可以过一个安和的 年，带着孩子一起走亲戚串串门。可是现在，他们有的正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等待死亡而无能为力，有的还在失去爱子的痛苦中 挣扎，有的还在为孩子下个月的奶粉钱发愁。

　　2005年初，“毒奶粉事件”在生产商、经销商分别被判入狱后落下帷幕，此前，阜阳当地的十多名官员也因此被 摘下了乌纱帽。可是这一切并不能为受害的家庭找回快乐，骨肉的离去和或许要伴随孩子一生的病痛给这些家庭造成的创伤， 并非奸商入狱或官员下台就能够抚平的。

　　一辈子都没受过这种罪

　　1月24日，农历腊月十五，天阴沉沉的。曾沃村热闹非凡，多数村民选择在这一天去镇上购买年货，到处都是一派 喜庆的景象。

　　王小芹掀开锅盖，用勺子在锅里搅了两下，这时儿子强强哭了。她迅速把锅盖盖上，一瘸一拐地向卧室走去。“乖， 乖，不哭，不哭。”王小芹一边说，一边把强强从床上抱起来搂在怀里，轻轻地晃动着。

　　摸了摸孩子硕大的脑袋，王小芹伤心起来。往年的这个时候，她都会像小孩儿一样兴奋，由于身体残疾，自己不能和 丈夫一块儿外出打工，春节是除了农忙之外和丈夫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虽然家里不是很富裕，但一家人团圆的日子总是幸 福的。

　　但是今年，丈夫没有回来，家里什么都还没买。她的丈夫是两个月前才出去打工的，那时候，他们刚带强强从西安脑 积水医院看病回来。为给孩子看病，家里凡是值点钱的东西都卖了，还欠下了一万多块钱的债。

　　临别前，丈夫说今年过年就不回来了，到时候会把钱寄回来。“他知道从西安带回的药到春节就快用完了。”王小芹 拿出还剩下的两种尚未开封的药，“瓶装的药膏是涂在头上消肿的，盒装的是用来内服排除积水的，合起来得500块。”

　　对于丈夫能不能把二月份一千多块的药费赚回来，王小芹还是有些担心：“他一天只能挣三、四十块钱，还不一定天 天有活干，自己还得开销，剩得了这么多钱吗？”

　　因为没钱，自打去年11月下旬从西安回来之后，强强就没再去医院治疗过，头看上去还是那么大，差不多是正常儿 童的两倍。透过薄薄的头皮，可以清晰地看到头骨的纹路。

　　虽然已经一岁零三个月了，强强却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听医生说，他脑袋里的积水太多，可能压坏了控制走路 的神经。”不过，惟一令王小芹感到欣慰的是，小家伙现在身体恢复得不错，“饭量可不小，一般能吃一小碗。”

　　在记者身旁，强强坐在爷爷的腿上，不时伸手要去抓爷爷的脸，两只小手在空中舞来舞去，活蹦乱跳的。

　　“他现在调皮的很。”王小芹说完，拿出一张去年4月份给强强拍的照片，那时他们刚从南京回到县里，强强面色腊 黄，目光呆滞，全身浮肿。

　　强强很少再像过去那样又哭又闹了，但脑袋仍一直往后仰，眼睛也不能正视前方，眼珠往上翻。医生告诉王小芹，如 果积水不能尽快从脑中排出，强强可能活不长。

　　其实，在县里打电话让王小芹把儿子从南京带回来之前，她和丈夫曾有过把强强送到孤儿院的念头。“孩子情况一天 比一天严重，我们又没钱治了，就想让他讨一条活命，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他死掉。”

　　回想当初，王小芹感到既高兴又痛心，高兴的是孩子因此失而复得；痛心的是，县医院只给强强免费治疗了10多天 ，就把他们赶了出来，后来他们不得不拿着县里给的3000块钱到北京求医、上访。“早知道他们后来会那样对我们，还不 如丢到孤儿院的好。”

　　“如果现在再让你把孩子送到孤儿院的话，还舍得吗？”

　　王小芹的眼眶一下子红了，一个劲儿地摇头：“舍不得，舍不得，他有的时候都会喊爸爸妈妈了。”

　　在跟记者聊天过程中，王小芹不止一次失声痛哭，她始终把头埋得低低的，念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命苦，没办法” 。她回忆起孩子出生时的快乐，心想家里终于有个男孩，可以和别的亲戚相比了。“早知道他现在这样，还不如不生他的好。 ”

　　她恨黑心的商人，但更埋怨她自己。当初，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罚款，出生才两天就把强强送到姑姑家养，没有自己奶 孩子。“要是孩子在家里，可能就没事了。”

　　王小芹说，只要一有钱，她还想继续为儿子治病，还想继续上访。虽然镇上的人威胁她说，如果再告就给她结扎，但 她却看得很开，似乎什么都不害怕，“结扎就结扎吧，自己命不好，反正也不想要了。”

　　残缺的团圆

　　刚下过一场小雨，通往张军家的小路泥泞不堪。记者见到他的当天，他本来要去法院找法官的，由于被告判了刑，当 初庭外和解的6万元赔偿金也就没了下文，法院让他举证被告的财产，可张军连被告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早在两天前，记者就开始联系张军，但他手机停机了。电话打到镇上，镇上说没有王庄这个村，打到村里，村里说没 这个人。张军说，因为接受的采访太多，他被镇里给“封杀”了。

　　张军家的房子挺大，里外三间，但却显得有些空荡。其他房间的门都开着，只有西边的门关得很紧，需要用力才能把 它推开。在一个靠着墙壁的桌子上，50多个空的奶粉盒堆得跟小山似的，一旁还有一个可以自由摇摆的小木床，上面布满了 灰尘和蜘蛛网。女儿荣荣走了一年多了，房间里仍然“到处都是她的影子”。荣荣走后没几天，陈军和妻子就搬到东房去住了 。

　　结婚6年才有了这个孩子，在荣荣离开后的一段日子里，张军的妻子几乎天天以泪洗面，曾经哭得晕死过去好几次， 身体本来就很虚弱的她从此一病不起。“到现在，她还在吃着药，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

　　张军一般不愿意讲有关荣荣的事。“不能提，一提就想哭。”说着说着，他就把脸转了过去，生怕记者看到他流泪的 样子。从荣荣的第一声啼哭，到最后一次呼吸，张军可以清楚地说出女儿在世128天的每一个细节，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他从一个黑色皮包里掏出一大堆材料：荣荣的出生登记本、100天时拍的照片、住院病历、死亡证明、奶粉鉴定报 告、假奶粉招贴单、起诉书、判决书。每一张纸的背后，都有一段或幸福或辛酸的曲折故事。后来的日子，张军开始跟奶粉经 销商争吵，并频频奔走于当地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从出生到现在，荣荣一直是张军挂在嘴里的一个名字，“就好像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家。”虽说现在张军的心情比 一年多前平复了很多，但只要一提起女儿，他还是满怀愧疚。

　　“如果听妻子的话，换‘三鹿’的就好了。如果她‘闹气’时就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说不定现在就没事了。”张军 摇摇头，眼角泛着泪光，“都是我害了她。”

　　在当地，小孩夭折后，一般都是随便扔到一个高地上了事，张军不想这么做。孩子在世的时候，自己没有好好照顾她 ，走的时候一定要给她找一个地方好好休息，在荣荣去世的第三天，张军去镇上买了一个簇新的毛毯把孩子裹了起来，埋在了 离村里墓区不远的地方，自打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那个伤心之地。

　　由于墓地没有任何标记，张军已经记不清具体的位置了，他只是模糊地指了指被麦苗覆盖的一片区域，就远远地站在 那里，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妻子大约半个小时后才回来，高高的个子，双手交叉着插在袖子里，身体不停地晃动着。听张军说，她的大脑还没有 完全恢复正常，记者没敢问她关于荣荣的事。

　　张军留记者在他家吃饭，妻子烧火、他掌勺，夫妻俩有说有笑，暂时忘掉了一年多来炼狱般的生活。六个月前，张军 的妻子又有了身孕，每隔两天，张军就会去买排骨给她熬汤喝。

　　明年的这个时候，张军又可以一家三口张罗过年了。

　　提心吊胆地活着

　　陈华用手捂着肚子蹲了下去，不停地往地上吐着唾沫。不一会儿，他咬着牙费力地站起身，去倒了杯开水。

　　感冒一个多礼拜了，在村里的医生那儿买了四、五块钱的药，吃完后一直不见好转。也许因为太瘦，陈华的耳朵显得 特别大，有些突兀。妻子蔡洁在一旁哄着哭闹的女儿小敏，不时发出“哎，哎”的叹息。

　　夫妇俩这几天都在为一件事发愁，他们不知道一袋奶粉的钱该跟谁去借。自从国家开始调查“劣质奶粉”事件以来， 陈华只领到过三箱奶粉，而且还都是他去镇防疫站要了好多回才给的，这些奶粉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吃完了。

　　让陈华最忧虑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小敏已经一周岁零两个月大了，手却还是尖尖的没肉，一直弯着，无法伸直。虽然 两个星期前她学会了走路，但由于脚也和手有着一样的毛病，走起来并不稳当，一晃一晃的。

　　本该每两个月一次的体检，陈华至今只接到过两次通知，每次也都是量一下体重，测一下身高，应付了事。而且最近 这两次，他在登记名单上都没有看到女儿小敏的名字，他去问镇上的书记，书记告诉他，有没有名字都无所谓，反正已经给他 们家女儿“治好了”。

　　见有生人来，小敏本能地把脸闪到母亲的背后，棉袄、棉裤、棉鞋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的，如果不是母亲把她的小手 拿出来，看不出她跟其他健康的小孩有什么区别。

　　陈华一家三口人和母亲、弟弟挤在一间低矮潮湿的茅草房里，屋顶上是密密麻麻的窟窿，一到下雨天，家里就会漏得 到处都是水，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找不着。陈华的母亲说，这间房子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还是她和陈华父亲结婚时盖的 。而陈华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父亲，两个多月前跟人到广东汕头拾荒去了。

　　自从去年4月得知女儿生病后，陈华就再没有出去过。2004春节过后那次打工带回的七百块钱是当时家里所有的 现金财产，现在他们已经举债四、五千块了。

　　“隔壁庄一个小孩给了两万七，我们却一分钱也没拿到。”说起政府部门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陈华明显有些激动。

　　去年10月份，陈华接受了一家中央级媒体的采访。镇委书记看到报道后马上赶到他家，让他不要再相信记者，还要 他把律师的名片交出来，不要“乱往上告”，还找过陈华在镇上的姑姑，要求她签字证明小敏不属于营养不良。

　　姑姑是陈华家里惟一的亲戚。这一年来，姑姑为小敏的事帮了不少忙，很多钱都是跟姑姑借的。有一次律师打电话给 她，问有啥想法和要求，到底要不要告，她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只说能治好就行。因为她也害怕，哪天镇上又会到她家找 麻烦。

　　前不久，新上任的书记又到陈华家来过一趟，不是来送慰问金和奶粉，而是告诉陈华，小孩的病已经治好了，别再想 钱的事了。

　　“为什么不去市政府问个明白？”

　　陈华回答说，他到了政府不知道该找谁，担心找到了也不知道别人会不会睬他。而且病历、还有市长的签字都在律师 那儿，律师在淮南，他又不想给人家添麻烦。更现实的困境是，去一趟阜阳来回就得40块钱，这对于连买一袋奶粉都要借钱 的他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几个月来，陈华都一直闷在家里，哪也没去。他不再给律师打电话，也不再去镇里找人理论，整天提心吊胆的。

　　“以后不管是批第二胎，还是盖房子找地基，都得请示镇里村里，一旦把他们得罪了，这些事都不好办。”虽然女儿 的病就在眼前，陈华却也不得不为日后的事盘算。陈华问能不能在报道中不写他的真名，因为一家人的生活还要继续。

　　临别时，陈华一家老小都来到村口跟记者挥手告别。他们渐渐模糊的背影让人心酸，这个年，他们怎么过？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