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汉这一天 我等了十三年

　　-实习记者吴林

　　这一天里刘小汉像往常一样来到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室上班。2005年1月18日几个小时前，中 国第21次南极冰盖昆仑科学考察队已经成功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DOME—A)，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首个从地面进 入该点展开科学考察的国家。刘小汉在第一时间与前方队员们分享了登顶的喜悦，对于曾参加1984年首次南极科考并在后 来又5次奔

赴南极的他来说，这件事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早在13年前，在国际科联南极科学考察委员会上，正是他和秦大河为中国竞争到冰盖最高点“DOME—A”考察 项目。2000年他在南极格罗夫山的考察，开辟出格罗夫山与中山站仅4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为DOME—A计划提供 了一个可能的中间补给站。

　　争下“DOME—A”计划

　　从科学考察的价值来看，南极一共有4个主要点：极点、冰点、磁点和高点。“南极点”有美国的阿蒙森·斯科特站 ；“南极磁点”有法国的迪蒙·迪维尔站；前苏联则在“南极冰点”建立了东方站；只有南极最高点“DOME—A”尚未留 下人类的脚印。“DOME—A”成为南极冰盖冰芯钻探仅存的最后一个理想地点，同时也是世界上雪冰现代气候环境观测、 大气与气象观测等独一无二的“科学观测站”。

　　在1992年召开的国际科联南极科学考察委员会上，美国科学家提出了“横穿南极”的计划，并建议这个被称为“ 网格式”的计划由各国合作。也正是在那次大会上，中国提出了“DOME-A”计划。

　　对13年前的情景，刘小汉今天依然历历在目。当时参加会议的20余位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是当今从事南极 考察的顶尖级人物，刘小汉和秦大河是中国的代表。当“网格式”计划的路线被各国“瓜分”得所剩无几时，秦大河“抢”过 了话筒。

　　秦大河表明中国可以承担“中山站—DOME—A—南极点”路线的考察，并陈述了理由。其实秦大河事先并没有征 得主管中国南极考察工作领导的同意，但是时间紧迫，他只能“擅做主张”。听完秦大河的陈述，热烈的会议室忽然冷静下来 。“当时真有点失望。在科学界最不怕的就是争论，有争论，说明你的观点有价值。冷落是最让人无可奈何的局面，很多想法 就在这种不置可否中被悄然略去。”在此之前两年，刘小汉提报的一个项目就是这样在会议上被“冷落”掉的。

　　但他们还在据理力争，中山站开展过的科研项目，为中国的现场竞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终于，“力争”生效了，“ 中山站—DOME—A”的考察路线宣布由中国承担。虽然“DOME—A—南极点”的线路被否决了，但刘小汉觉得他们已 经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当时面对别国科学家怀疑的目光，他挥了挥拳头。

　　当听到冰盖科考队冲击南极冰盖之巅成功的消息后，刘小汉激动地说：“这一天，我等了13年！”没有在前方参加 登顶，他表示自己并没有觉得遗憾，“这个项目不是我负责的。”

　　曾发誓“不干地质”

　　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刘小汉已被调到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任副所长，但办公室还没有搬过去。在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地质图，他说青藏所的办公室更大，挂的地质图也可以更大。

　　刘小汉常常上午9点以前就到办公室，下午5点以后还“赖”着不走。“有时都夜里11点了，整个研究所大楼里只 剩下他一个人在办公。”给刘小汉当了十几年助手的周学君显然对老领导的敬业精神敬佩有嘉。

　　但刘小汉曾发誓“绝不干地质”。

　　还在上小学时，每到周六大家该回家的时候，有个小同学总是哭，原来他的父母都是搞地质的，经常不在家。“从那 时起，我就讨厌地质。”刘小汉回忆说。

　　高中时赶上“上山下乡”，他又去了西藏，在那里的4年间，刘小汉经常抱着一把吉他对着苍茫大地弹唱。从地质队 学徒做起，后来被推荐到成都地质学院上学、教书，刘小汉一直对地质没有好感，这种情绪在他到法国朗盖多克科技大学地质 系读博士时才有了转变。

　　“我师从当时世界上顶尖的地质学家马托埃，他真是把一生都献给了地质的人，几乎所有时间都放在研究上。看过了 千百遍的山和石头，每次带着我看时，都还会特别惊喜，好像又发现了新大陆。”刘小汉感慨地说，在法国求学的经历对自己 一生影响最大，曾经非常“讨厌地质”的他，从那时起渐渐爱上了“枯燥”的地质工作。

　　“怀着好奇心去南极”

　　1984年1月，刚刚结束在法国的学业回到中国，刘小汉就被推荐参加首次南极考察队员的选拔。“在法国我还不 知道有南极考察这回事，当时选拔的条件还蛮严格，要政治好，身体好，业务水平高，外语好。我出身军人家庭，身体很棒， 法语第一好，英语第二好，我还是队员中惟一一名博士。”刘小汉自豪地眨了眨眼睛。“南极考察是很艰苦，很危险，这谁都 知道。谈不上献身，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目标就是寻求未知，我是抱着好奇心去了南极。”

　　这一去，刘小汉就和南极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他分别于1985年、1990年、1998年、1999年和20 01年五赴南极。在总共的6次考察中，刘小汉觉得第一次最难忘，“一切充满了未知”。

　　首次南极考察，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站。在那块神秘的大陆上没有个“家”，队员们开始时只能是风餐露宿。与刘小汉 一起参加过首次科考的高振生回忆说：“住的尼龙充气帐篷，小的3平方米，两人一顶；最大的25平方米，12个人一顶。 只有煤油打气炉，烧点水烫烫脚就是享福了。”

　　为了建站，当时无论是科学家、机械师，还是后勤人员，都成了“建筑工”。“我当时负责扛钢材和拧螺丝。”回忆 起当时的情景，刘小汉边说边比划，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南极长城站的落成典礼是在国家南极慰问团到达后举行的，“当时见 到慰问团，那感觉，就像一个在外面打架的男孩，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会高昂着头，但是回家见到妈妈后，就会……”谈到这个 细节，刘小汉忽然沉默下来。

　　征服格罗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质学家就是登山队员。在二十多年的极地研究经历中，大别山、五台山、天山、青藏高原等大 山高原都留下了刘小汉的足迹。在南极，他的目标是格罗夫山。

　　格罗夫(Grove)在英语里是“小树林”的意思，但它的粗犷险峻却远非静谧的小树林可比。那里冰裂隙密集， 科考工作非常危险，1998年以前，格罗夫山还是南极地质研究中的一块空白。

　　1998年—1999年的南极夏季，亘古沉默的格罗夫山第一次听到了人类的脚步声—刘小汉率队一行四人第一次 成功攀登格罗夫山，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进入该地区的科学考察队。1999年，刘小汉再次率队登上格罗夫山，取得大量科学 数据。从此以后，队员们就把他“封”为格罗夫王国的“国王”。

　　这个“国王”在格罗夫总是亲临战场，而且比所有人都更爱冒险。1999年格罗夫之行，刘小汉第一次深入冰缝， 这是考察中最大的威胁，被称为“地狱之门”。出发前，刘小汉曾在日记中写道：“夫人是自力更生的楷模，只是女儿还未长 大成人……”

　　下冰缝的队员用一根绳子系在一排“之”字形的冰锥上作为主绳，另一根作为保险绳，拴在队员腰上，然后小心翼翼 地借助软梯下到冰缝。冰缝里是一个童话般世界，冰花呈现出各种造型，有的像白色的六角宝塔，有的像东北的雾凇，有的像 星星点点的白色紫罗兰，“美丽得如冰清玉洁的女神，不敢亵渎”。然而，当队员用钢锯切割冰样时，任何轻微的震动都可能 使头顶的坚冰垮塌。

　　在此之前刘小汉也曾一头闯进冰缝区，他的摩托车震塌了好几条冰缝，其中一条有4米宽。冰缝像张开血盆大口的怪 兽，底下是汹涌的海水。他想绕道，但是四周全是冰缝，已无退路，只能强行通过。最后只能加足马力，默默祈祷，摩托车“ 轰”的一声飞驰而过。 “那时我平生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感。”刘小汉说。

　　白色的冰野，在很多人眼里是美丽的代名词，对刘小汉而言，当一个人被困在雪地中，只能听到强烈的心跳时，感到 的是深深的恐惧，“就好像天地间只剩下了我惟一的灵魂。”面对记者提出极地考察办公室不准一个人外出的“军令”时，军 人家庭出身的刘小汉“呵呵”笑了两声说：“为了考察，军令有所不为嘛。”

　　科研成果丰硕

　　格罗夫考察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回收陨石。“地质学家对陨石有着天然的直觉。”刘小汉说。1999年1月，他和同 伴刘晓春完成一次地质调查后，驾驶摩托车离开，刘晓春忽然示意停车，然后飞速跳下，向坡上跑去。不一会当他气喘吁吁跑 回来的时候，手里举着一块黑色的石头，这是中国南极考察发现的第一块陨石。

　　2000年春节，中山站全站放假3天，格罗夫考察队队员却在大年初一就全体出动寻找陨石。一块不到0.3克的 陨石，都能让队员们兴奋不已。这回，他们在格罗夫收到了天空赠送的28份新年礼物。

　　经过艰苦的努力，刘小汉任队长的格罗夫考察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完成核心区110平方公里第一张1：2 .5万比例的地形图；发现并确认6条悬浮终碛堤；首次发现系列古土壤；首次实施冰缝内部直接观测并取样……”这是极地 考察办公室南极大事记上的记载。

　　2000年4月，即将告别格罗夫时，刘小汉决定做一个纪念标志。他把3个油桶叠罗汉似地焊接起来，把牌子挂在 上面。队员们第一次发现，他们的队长还会焊接。

　　在4月6日回到国内那天，刘小汉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终于回家了，安全地回家了。至于荣辱，那并不重要。”也 许那时，他想起了在北京出发前，一个朋友对他的队友的重托：“小汉是个性情中人，有危险肯定冲在最前面，我拜托诸位， 一定当好‘安全阀’，让小汉活着回来见我们……”

　　2005年下半年，中国新一次南极考察又将启程，57岁的刘小汉有可能再赴格罗夫。他对《时代人物周报》表示 ，自己正犹豫是不是要去，“毕竟上了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