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昨日报道，建设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城镇房屋拆迁工作中要建立健全拆迁公示和听证制度，加强拆迁补偿资金的监管。这位负责人说，一些地区片面追求建设速度，忽视保护公民财产权利，压低拆迁补偿安置标准，滥用强制手段，损害被拆迁居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危及社会稳定大局；各级建设部门要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合法利益的行为；要坚持先安置、后拆迁，凡安置资金不到位、安置方案不落实、被拆迁人没有得到依法合理安置的项目，一律不得拆迁。
在全国各地还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中，农历新年的钟声还在耳畔回荡之时，建设部就城镇房屋拆迁工作问题的这番表态，并非曲中杂音，而是颇有深意。春节之前，为了社会稳定起见，各地大都停止了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然而，这种停止只是暂时的。一旦春节过去，各地早已蓄势待发的拆迁工作，势必卷土重来。由此而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自然也就会逐渐露出水面，其中就可能包括一些粗暴侵害民众财产利益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部的表态就多少带有一种为各地的拆迁工作提前“打预防针”的味道。
那么，这种提前“打预防针”的做法能否奏效呢？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其效果似乎并不令人乐观。因为虽然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早在2001年11月1日起就已经开始施行，各地也大都先后颁布了相应的条例，其中就包括拆迁公示和听证办法，但由于违法违规和粗暴拆迁等而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在这些问题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曾经震惊全国的湖南嘉禾拆迁案。“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这句口号，至今想来，依然令人心惊。
由此看来，在城镇房屋拆迁工作中建立健全拆迁公示和听证制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莫过于当事各方恪守法治底线。具体而言，主要可分为两点：一是掌握相关政策的各地政府要严格依法行事，视国家和民众利益为最高利益；二是具体执行拆迁任务的商业公司要严格恪守法治底线，切实做到“不越规，不逾矩”。对于后者，前者尤其要负起监管职责，对其扯政府的“大旗”做“虎皮”侵害民众权利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应坚决予以惩处。然而，综合分析业已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可以明显看出，这些问题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个别政府不但没有坚决负起监管职责，反而与商业公司“猫鼠同穴”，致使后者“狐假虎威”，任意侵犯民众的权利和合法利益。
日前，《瞭望》杂志发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这样两个问题：当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必须以牺牲公民个人利益为代价时，“公共利益”能否成为牺牲公民个人利益的理由？即便政府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借用法律手段牺牲公民个人利益或冒犯公民法定权利时，它的行为是否也应受到一定限制？对第一个问题，林喆的回答是“不存在”，因为各种权利及其主体在道德阶位上是平等的，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也没有在道德上优先于个人的特权；对第二个问题，林喆说，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是，在现代法治社会，认真对待权利，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其中既包括认真对待“多数”中的每个个体的权利，也包括认真对待“少数”中的每个个体权利，尤其是在后者为前者付出代价时。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是在解释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借助这个宪法武器，在权利和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公民完全有权利对暴力的实施者说“不”，而不必考虑其是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公民、商业公司完全是平等的，不管是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去牺牲公民个人利益，还是商业公司为了商业利益的目的而去冒犯公民的权利，都不能突破法治底线，因而也必须在此基础上和公民进行平等谈判，直到当事各方达成共识。舍此，任何借口都不能成其为借口，任何理由自然也就不成其为理由。如果做到了这些，即便拆迁公示和听证制度一时之间不够健全，拆迁困局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化解。否则，不管制度如何健全，法律如何严格，只要它们的底线经常被强势的一方突破，拆迁困局都将会长期阻碍城市建设的脚步以及社会文明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