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驻印大使孙玉玺 袒露三次任职心路历程

　　谈成长和工作经历

　　我研究南亚问题达10年之久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国外工作的地区都是很艰苦、很危险的地区，是不是跟您的成长环境有关？

　　孙玉玺(以下简称“孙”)：我年轻时经历过上山下乡，在农场工作的环境是很艰苦的。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苦孩子出身，对艰苦条件比较容易适应。但是这跟我到这些艰苦地区工作并不是因果关系。外交部领导安排我到这些地区工作可没有考虑到我小时候的经历(笑)。

　　记者：您两次出使的国家都在南亚，您是不是对南亚国家有很深的研究？

　　孙：“很深”这个词还不敢当，但我研究南亚问题时间长达10年之久，这也是我在外交部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

　　谈当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我不喜欢“刁难”这个词

　　记者：您做外交部发言人与驻外大使有什么区别？

　　孙：它们都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的是它们都是外交工作岗位，都要根据国内外形势，了解我国的对外政策，加强我国对外友好交流。但从工作特点和性质来讲，它们也有明显的不同。

　　驻外大使对双边关系研究得比较深，而新闻发言人看的面比较宽，什么问题随便都会遇到。当外交部发言人对地区事务研究不一定很深，但面很广。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凡是涉及到我主管的亚洲国家的问题时，我回答得都很自如，甚至有的时候不用准备口径。回答亚洲地区的问题，我感觉比其他地区的问题更有把握。另外新闻发言人经常跟记者接触，工作和谈话方式也有些细微的不同。

　　记者：您当新闻发言人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遇到一些西方记者的刁难？是不是感觉很难回答他们的提问？

　　孙：我不太喜欢“刁难”这个词。有些记者从工作需要的角度来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刁难发言人，而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倒是喜欢回答这种问题。只有记者提出这种挑战性的问题，才能促使发言人提高回答问题的技巧。如果一个记者不关心难点问题，写出来的新闻就没有意思了。因此我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记者。如果把他们的提问看成刁难，发言人在没有回答问题之前就带有对立情绪，那么发言人的工作恐怕就难做好。

　　记者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给了我们说明问题的机会，也给我们提供了阐述我国外交政策的机会。

　　谈当驻阿富汗大使

　　我很留恋使馆的工作生活环境

　　记者：谢谢孙大使对我们记者的理解。您在阿富汗工作两年半，您现在对那里的工作和生活很留恋吗？

　　孙：留恋肯定有的。由于国际社会在阿富汗的活动很多，给外交官提供了发挥和锻炼的天地。尽管吃点苦，但外交人员所处的复杂环境使他们的工作更加有实质内容、更加有意义。

　　另外我还很留恋驻阿使馆的工作生活环境。当年我们复馆时，那里是一片废墟，经过我们一年多的努力，现在使馆已建设得非常漂亮。虽然使馆外的大环境比较恶劣，但使馆里却是绿草如茵，鸟语花香。新盖的宿舍楼、办公楼整修一新，还建有健身房、网球场、羽毛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室、棋牌室，甚至还有桑拿室和游泳池，那里的每一处景观都称得上风景别致。驻阿富汗各国外交官都认为中国使馆的环境是最好的。

　　直到现在我还对驻阿使馆非常留恋，我离开那里时，在使馆的每一处景致都照了相，留作永久的纪念。

　　记者：您在阿富汗的工作还有遗憾的地方吗？

　　孙：遗憾的是中国援阿工程在我离开时还没有竣工。我离开的时候跟使馆的工作人员说，工程竣工的时候，不管我在哪里，我都会争取回到阿富汗看到工程竣工典礼。能看到自己辛苦工作取得的成果，也是一种幸福。

　　另外，在我当驻阿大使期间，发生了一次袭击中国援建工程队的事件，造成11名中国工人死亡。这次事件本身是非常遗憾、非常令人悲痛的。

　　记者：您在阿富汗这样危险的国家，有过危险的经历吗？

　　孙：因为使馆与总统府只有一墙之隔，旁边是阿外交部和联合国代表机构，美国使馆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总部离我们使馆不远，这些区域经常遭恐怖分子火箭弹袭击。去年7月，有一枚火箭弹落在离使馆大门只有14米远的地方，不少弹片飞进了使馆大院内，震碎了许多玻璃。

　　离开使馆外出就更危险了，我外出时都要带上当地武装警察进行护送。

　　另外阿富汗在战争年代埋下了两千多颗地雷。在公路上行车都要特别小心，没有车轮轨迹的地方不要乱闯。还有一次，我坐当地的直升机出行，快要降落时，由于天气突然变化，副驾驶员的头因直升机颠簸被磕破了。我在阿富汗工作期间，经常坐联合国直升机出行，不管直升机飞多高，舱门都是开着的，非常危险。

　　记者：您给您在阿富汗两年零七个月的工作打多少分？

　　孙：(笑)我没有给自己打过分。我和我的同事投入全部的精力来做好每件工作，使每项工作做得更完

　　谈当驻印度大使

　　我最近已经戒酒了

　　记者：您从阿富汗到印度当大使，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孙：印度的工作环境和安全环境比阿富汗好多了。在印度工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在阿富汗两年多，国内去的重要代表团只有四五个，我到喀布尔机场接机只去过四五次，而在印度我几乎每天都要去机场接送国内的代表团。

　　这里的安全气氛没有阿富汗紧张，但工作任务比那里繁重得多，当然这里的外交人员比驻阿富汗使馆多好几倍。

　　记者：您到印度工作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孙：当然是递交国书了。我来印度上任的第六天，印方就安排我向印度总统递交国书。这个安排是非常快的。可能我比较幸运，但我感觉这是印方对我特别的安排，这反映了中印关系的友好。

　　交完国书，我的第一件事是到圣雄甘地墓献花圈。我认为，圣雄甘地和平、非暴力的思想对当前的反恐斗争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因此我在挽联上写道：“一生求真理，万事和为贵。”另外我在留言簿上写道：“从来人和万事和，以暴抑暴无穷恶；不信强权能逞霸，圣雄重生我拜佛。”

　　记者：您在印度工作最喜欢什么？最不适应的是什么？

　　孙：我一辈子当外交官，出访走过五十多个国家，常驻的有六七个国家，感觉不到有什么不能适应的。我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最喜欢在外交工作中交更多的朋友。

　　记者：印度跟阿富汗、北京和东北(孙大使为东北人)的气候完全不一样。您能适应那里的炎热天气吗？

　　孙：印度天气确实很炎热，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热起来。我现在还要穿棉毛衫。

　　记者：那您还会喝白酒吗？

　　孙：我最近已经戒酒了。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喝了。

　　谈家庭

　　我感觉对女儿欠了很多

　　记者：您很少能跟家人聚到一块儿过年吗？是不是感觉对女儿欠缺了感情？

　　孙：对！我都记不清楚有多少年没有全家一块儿过年了。我们春节基本上没在一起过过。我写过一本书，反映对女儿缺少照顾。现在她长大了，能理解我了。另外现在的通讯条件大大改善了，我们随时能通过电话和E-mail沟通。以前我在国外工作，跟女儿几个月都打不上一次电话。

　　记者：在春节来临之际，祝您全家幸福，祝您工作顺利！

　　孙：谢谢！在这里我也向你们《法制晚报》拜年！祝在新的一年有更多的读者喜欢《法制晚报》！本报记者 谭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