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怪巫术”非常态复苏 中下层“生活智慧”反弹

　　“民俗”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说:“观风俗,知得失”

　　2005年1月6日，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为293对新人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正常情况下，每天来这里办理登记手续的新人从20对到90对不等。而据媒体报道，同一天，中国很多地方的婚姻登记处门前都人头攒动，许多人排了十几个小时的队才合法地踏进婚姻的“围城”。

　　此前，“鸡年无春不利结婚”的说法广泛流传，尽管许多近期登记的人表示对这个民间婚俗“根本不相信”，有关部门也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对此“迷信”进行驳斥，但无可否认，春节前的突击结婚仍然形成了高潮。

　　相较于此，一些主流媒体加入“神怪巫术”的传播，则引起了格外注目。比较典型的是近期在一些电视台密集播出的名为“解析姓名”、“同生缘”的短信和声讯服务广告。尽管国家广电总局日前发出通知,对电台、电视台的此类广告紧急叫停,但在国内的主要门户网站上,提供此类“算命服务”的链接仍然屡见不鲜。

　　同样流行的还有预测新年运程的卦书和印有老皇历的年历。尤其是老皇历年历，在许多地方销售火爆，对以香车美女、艺术风景为主题的时尚挂历造成巨大冲击。

　　事实上，这种“民间习俗”的重新流行并不是今年才有的。2004年春节前，北京西单路口一组由巨型木筷和设计成时钟样式的碗盘组成的雕塑，因受到舆论指责而被拆除。按照老北京的风俗，只有在家里遇到丧事的时候，才会在碗前插上筷子，表示有人“过了”。

　　像这样一些曾经被贴上“封建迷信”标签的想法、行为和物品的大肆登堂入室，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比较罕见，因此呈现了一种“非常态”。

　　百年移风易俗未能根除“迷信”

　　“我主要是想听听自己在未来岁月中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杨溢这样解释自己去算命的原因，“另外，这与我的某种不安定感觉也有关系。”

　　在为玩票性质的算命支付了不菲费用后，这位29岁的女硕士认为，算命对自己的生活“基本没有影响”。不过，能够像她这样洒脱对待算命结果的人毕竟不多。

　　2004年5月，中国科协公布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仅有1．98%的中国公众具备了以“对科学知识、科学研究过程和方法、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了解程度”为指标的“科学素养”。

　　而让人吃惊的是,这份被认为“基本说明了目前我国18至69岁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的调查同时显示,13.3%的中国公众真正迷信。其中,20.4%的公众很相信或有些相信“求签”,26.6%的人相信“相面”,14．7%的人相信“星座预测”,4．8%的人相信“蝶仙或笔仙”，22．3%的人相信“周公解梦”。

　　对于已经把真人和宇宙飞船一起发射到外太空的国家来说，这个结果未免有些意外。事实上，如果把过去一个世纪来几乎没有止息的“移风易俗”运动考虑在内，这个调查结果则显得更加突兀。

　　整个20世纪，尽管不同时代的执政者和学术界对于风俗习尚的态度和政策多有起伏和差异，但“破除封建习俗”的大趋势却在中国一以贯之，一些类似于妇女缠足这样的恶劣旧习也得以根除。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自上而下推行的“移风易俗”运动，一度让旧传统丧失了存在的语境。

　　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社会不仅见证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宽松，一些已经濒临消亡的民间习俗也以良莠不齐的方式得到复苏。

　　中下层“生活智慧”的反弹

　　在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多元一体国家中，民俗历来被认为是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说:“观风俗，知得失。”

　　正因为如此，面对民间习俗以泥沙俱下的方式强力复苏，社会各界相当重视，但反应不一。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铁梁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民俗本来就是双刃剑，它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其采取的态度和政策。”

　　一种看法认为，民俗复苏是中下层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的一种“反叛”。中国传统主导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在中下层流行的正是民俗文化。“中国长期以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全权代表’，是有失全面的。”民间文艺研究专家刘锡诚认为。

　　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科学这些精英创造的文化相比，在“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中国民间文化信仰表现为以五花八门、兼收并蓄、杂乱无章的方式存在的种种生活智慧，其中相当部分以非理性形态出现。

　　专家认为，中下层社会流行的民间文化精神体系由于没有得到认同，客观上致使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自生自灭的压抑状态。但在条件适宜时，它反而有可能反弹。

　　民俗学家认为，民俗的复苏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经历剧烈转型的中国社会吸收了许多不同的价值观，对传统价值体系造成冲击，使不少人对于社会和个人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巨大变化感到“难以把握”。

　　刘铁梁认为，一些企求平安顺利的民间习俗的重新流行，体现了“部分民众对包括社会秩序在内的外界力量不能保持信任的态度”。

　　面对下岗、情感变故等突发的挫折，很多人在不掌握正确价值观和科学知识的情况下,“迷信成为破解危局或者是自我安慰、自圆其说的必然选择”。当这种个人的痛楚和诸如印度洋海啸这样的外界灾难结合起来的时候，人们精神上“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对于“我该往哪里去”的思考则可能以一种非理性的、迷信的方式表现出来。

　　关注中华民族精神结构的新变化

　　对于良莠不齐的民间习俗的复苏，民俗学专家普遍认为，依靠传统的行政强制手法，效果不一定好，有关政府部门、媒体和社会公众应该采取法治、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在理解中进行调适”。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勤建认为，在处理带有迷信、宿命色彩的民间习俗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应当避免将问题简单化，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也要依靠民间的自我力量进行约束和限制。

　　刘铁梁认为，对于迷信活动进行批判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要深入分析产生非理性现象的现实原因，并且对那些沉迷于不良民俗的普通民众，要像对待病患者一样关爱和同情，“人们应该依靠团结的力量来解决情感的伤害”。

　　事实上，发扬民俗正面作用、消除其负面影响的关键，也许在于尽快建立和谐完整的社会秩序，以消除人们心中的不安全感。

　　目前，相当多的学者仍然热心于对具体现象进行采集和阐释，而对民俗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民俗与现实社会发展和国民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民间文化与中国主流文化发展更新的关系等问题涉入不深。

　　“中华民族的精神结构在21世纪正在发生什么变化？这是需要严重关注的。”刘铁梁说。（记者肖红）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