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华瑜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国内传统学术研究逐渐复兴并日臻于盛。几乎同时,以计算机与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也全面拉开了信息时代的大幕。如果说数年前人们还对二者的关系将信将疑,那么如今的发展已经表明,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学术研究的影响不可估量。
第一,现代信息技术有力地改进了传统学术的研究手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研究个体的身心负重。号称为“国学”的传统学术研究初兴于上世纪初,近一个世纪来取得了大量令人欣慰的成果,但众多的大师和学者也为此皓首穷经,呕心沥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二十余位学者,连续十一年摸索于书山字海,经历常人难以想见的艰辛,终于编纂完成一千余万字的《尔雅诂林》,该书出版后获中国国家图书奖。数位主编副主编为此身罹绝症,出书前夕,谢先俊、黄毓仪教授相继过世,实在令人扼腕。在《尔雅诂林》的出版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裘锡圭先生说“现在研究传统文化的人,跟古人相比,有大大不如他们的地方,那就是我们读古书没有他们读得多读得熟。要超过古人,必须尽量利用我们的有利条件。”显然,现代信息技术就是当今研究者最为有利的条件。比如在文献整理方面,数字化存储可以将从前的大型图书馆搬进研究者的书房。而文本与图像扫描、快速检索等技术手段则可以代替研究个体大量繁杂的文献查阅和抄录工作。事实上,信息技术对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改进是全方位的,比如通过检索和统计分析软件,研究者可以比较容易地对古代典籍某方面作出量化分析。通过网络数据库,研究者可以了解国内外同行研究者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成果,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及时与同行交流。
第二,现代信息技术将带来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与视野的转换,促成研究范式的更新。回顾国学研究的历史,正是西学涌入国门的时代,决定了王国维从西学尤其是康德和叔本华那里寻获思想资源,并采用近代西方新方法来治国学。胡适主张用科学方法治经,整理国故,视诸经为史料,将《诗经》定为文学作品。他的学术主张为传统学术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并对古史辨学者的疑经、疑史研究产生直接影响。就目前发展态势来看,现代信息技术给传统学术研究所带来的可能不亚于一场类似上个世纪的西学冲击,甚至会促成研究范式的更新。哲学家兼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产生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原来的理论框架与现实之间就会出现“方枘圆凿”的尴尬,必须有一种全新的和更加完善的理论框架来做出阐释,这就必然导致范式的转变。在今天,国际互联网产生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载体,它也是一种新文化。在此新文化下,传统的学术研究目的、手段,研究的理路,研究群体的传承,内在的话语模式,文献与思想的不同倚重,以及学术自身的观念及价值意义等方面,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调整,这种调整在量的积累下将最终对传统的研究范式形成冲击。
第三,现代信息技术将融入传统学术研究本身,为国学研究提供新质内容。任何一种传统都不是固化的、一成不变的,传统学术研究的“传统”也在流动中不断汇入新质内容。“国学”的未来发展必然要将今天的研究融进其“研究传统”。从目前情势来看,人们还多倾向于将现代信息技术看作工具性的“器物之利”。自洋务运动起,围绕着“中学”、“西学”曾产生过纷杂的“体用之争”,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体用”难以截然分开,“用”的变化也必然改变“体”的形态。现代信息技术既是传统学术研究的“器物之利”,但同时它的方法与成果、它的理念与精神也会逐渐融入学术研究本身。而且这种融合不是两个因子的简单相加,而是如盐入水。当前各类文献成果数据库的建立,就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国学研究方面的直接成果。现代信息技术催生的全球化浪潮,更使得国学研究从未有过地直面世界。它所带来的世界性视野正在促使当前的研究者对国学研究的本体生发新的思考。这些研究成果与研究理念无疑将成为传统学术研究的未来“传统”。此外,作为整体的国学研究也包括其研究机制与研究环境,在这方面现代信息技术融入的特点将愈加明显。比如现代信息技术通过现代教育体制培养众多的研究群体,从而告别传统研究的精英模式。由于数字化的学术文献可以被光速传输、无限复制和长久保存,这意味着研究者获取信息的机会更为快捷、均等,这样就可能形成一个异于学院派的研究机制。当然,从目前来看,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入只是一个开端,更大的想象空间在于它的未来。
第四,现代信息技术也对传统学术研究构成挑战,如何应对其负面影响是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首先是传统学术研究如何将现代信息技术付诸应用,尤其是内部深层的创新研究,这一点目前学术界做得还很不够。由于内部研究者懂学术,缺技术技术能力的欠缺,现有的文献数据库与文献信息化工作大多由一些外部研究者懂技术,缺学术完成,因此在方法和质量上都有待提升。同时政府及有关管理部门也应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其次,现代信息技术有力促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这种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将进一步加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会促进传统学术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因之研究中如何理性审视本民族文化,找好学术研究的价值基点,这在当前尤为迫切。最后,现代信息技术说到底,仍然只是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延伸,如果研究中过分倚赖技术则可能造成研究主体的精神缺乏。现代信息技术本身亦具有双刃剑特征,既可以为我所用,也可能为彼所伤。应该承认,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是建立在西方科技理性思维基础之上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整理国故”或对传统文化的再诠释,也大都以西方科技理性思维作参照系,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梳理传统文献,这在一定范围内确实促进和提高了“国学”研究水平。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现代信息技术及其代表的西方科技理性思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理性精神和思维特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隔膜。因而,传统学术研究者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同时,仍非常有必要保持主体意识和“国学”的民族本位意识。唯有如此,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挑战,同时又不失我们的文化根基。（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