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长电话与民零距离接触 街头倾听群众疾苦

　　通信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市长电话使市长和居民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今年2月18日是郑州市市长电话开通20周年。昨日，市长电话搬到了街头，和群众零距离地接触，倾听群众的疾苦

　　市长电话20年

　　市长电话开通20年了！昨日上午，郑州市政府27个职能部门、8家通信和公用事业企业，会聚绿城广场北侧，为市民提供现场咨询，并受理和解决市民反映的问题。

　　上午9时许，参加市长电话开通20年宣传服务活动的40多家单位陆续赶到会场，扯条幅，摆桌椅，准备宣传资料。此时，最早到场的市长电话室展台前已是人头攒动。“我想咨询个问题。”“这事你们管不管？”众人七嘴八舌让工作人员应接不暇。

　　9时30分至11时30分两个小时的活动时间内，几乎每个展台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市民说，政府各部门与市民面对面地直接交流，有利于政府部门改善工作和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也有市民认为，受理投诉的都是普通工作人员，很多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下午5时，记者从市长电话处了解到，此次活动共接待市民4851人次，其中咨询4091起，批评意见57条、建议531条、问题172个。

　　市民包围展台

　　临近9时30分，到达现场的群众越来越多，移动、联通和通信准备的宣传材料转眼间被“哄抢”走一大半，慌得工作人员急忙打电话，让公司再送一些过来。

　　“现在手机卡的收费花样太多了，有的优惠活动你还不知道呢就结束了，拿些材料回去研究研究。”市民王先生把各种材料都拿了一份。

　　也有个别职能部门不到场或迟到，引起了市民不满。

　　“网通咋没来啊？！” 张先生在会场转了个来回，就是找不到网通的踪影：“我9点就到了，想找网通公司反映一下固定电话月租费的事。”路女士、高先生也是反映网通的问题，同样没有找到网通的展台。

　　“9点半了，二七区的人咋还没来？！”在各区展台前，一位老者一边举起标有“二七区”字样的牌子，一边抬起手腕，让围观的人看手表。“中原区的人也找不到！”在展台西边，立刻有人附和。老者告诉记者，他姓滕，是某机械厂的退休干部，今年已经78岁了，他想反映问题却找不到二七区的工作人员。人群中，老人固执地举着二七区的牌子，直到9时50分，一名中年男子挤过来，拉住老人：“我是二七区的，人太多了，我们的桌子摆不下了，只好摆到后面，您跟我来吧！”

　　在本报的展台前，也挤满了前来咨询和投诉的人。两名记者不断在电脑和笔记本上记下来访者的姓名、事由和联系方式。中午12时，其他展台已经全部撤离完了，本报的展台仍被市民包围着，等候向本报反映问题。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本报共接到151件新闻线索及各种咨询和建议。

　　公用行业投诉多

　　“我是中原路第一社区的居民，我向您反映两个问题。一个是燃气公司的维修费不应该收，这纯粹是霸王条款。”徐大妈气喘吁吁地说，一年到头不见燃气公司来一个人检修管道，收费倒是不客气，买气时就直接扣除了。

　　第二个问题是热力公司的集资费及燃气公司的初装费。热力公司、燃气公司现在都是独立法人的企业，政府为什么还要给他们下文件，让他们额外收费呢？

　　一位姓智的大妈挤到记者面前，拿出自己的交费单说：“记者同志，我也向你们说说这事。我购买燃气时，他们就扣除了我48元的维修费。”记者在这位大妈的交费单上看到，根据郑州市物价局某某号文件的批复，每年收取48元的燃气管道维修费。这位大妈说，原来通信行业也是垄断行业，现在装电话不收初装费，也不收维修费了，天然气、暖气为什么还收啊？

　　京广路32号院的居民梁先生说，我们家属院的用水原来是工业用水，11月份改居民用水，进行一户一表改造。自来水公司施工时自己将管网挖断，漏掉了9000多元的水，却让我们居民来分摊，每户居民300多元。你说，这公平吗？

　　记者统计，仅仅在本报接受的151件群众投诉中，就有50多件是反映公用行业的问题。

　　土地纠纷官司多

　　打官司难，执行难，这是一个老话题。尽管有关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和办法，但在昨日的活动中，又收到有关打官司难、执行难问题的书面材料30多份。

　　家住中原区大岗刘乡后河卢村的王留俊反映，其因涉嫌敲诈勒索于2004年4月13日被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1日经中原区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2004年10月13日，中原公安分局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决定撤销此案，他共被羁押184天。王要求中原区检察院依法赔偿其劳动赔偿金及精神损失，但是中原区检察院对他的赔偿请求不予确认。

　　更多的则是由土地征用、土地纠纷引起的对官司判决不公、执行不力的反映，其中由于土地引起的官司又占了2/3。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镇五里堡村罗坟村民组的罗会民因为土地承包纠纷状告南曹乡七里河村民委员会，两审法院也先后作出判决，但是其说法院判决的主体资格不对。

　　固话月租费收到何时

　　赵先生向记者反映：公路收费还有个期限，可电话月租费要交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路女士同样对固定电话月租费表示了不满：电话机、电线等一应设备都是用户买的，而用户每拨打一次电话，都要交给电信部门相应的电话费。月租费到底租的是通信行业的什么东西呢？

　　记者在活动现场找河南网通郑州分公司采访，却没有找到。记者通过电话与该公司市场部人员取得了联系。

　　工作人员解释说：公司营业厅与绿城广场离得很近，所以他们直接在营业厅设置展台接受咨询、投诉。可能是宣传不够，很多市民不知道。

　　至于固定电话月租费，他们是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信息产业部联合下发的文件规定收取的，月租费属于政府定价范畴，通信公司只是价格的执行单位。

　　河南网通公司市场部的工作人员表达了类似观点：每条电话线即便不通话，也要占用设备资源，而且电话是针对一家一户的。月租费用于电信事业发展、系统设备维护建设。

　　该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目前“月租费+通话费”的收费模式是国际通行的，所不同的是国外的月租费收取，往往与各式各样的话费优惠捆绑在一起，目前网通公司根据市场和用户需要，也将针对不同用户推出一些优惠品牌，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更改亲情号码费用谁出

　　张先生向记者反映，郑州市的固定电话号码将升到8位，许多移动、联通的手机卡都设有亲情号码，这些号码升位后，必须到移动和联通进行变更。2月13日，张先生到移动营业厅咨询后得知，每变更一个号码需要交纳1元钱手续费。“号码升位又不是我们决定升的，凭什么让我们出这个钱啊？”对此，张先生不能理解。“移动和联通公司都可以设置10个以内的亲情号码，一个人改号就要花十块八块，这看起来是个小钱，但是全省这么多人改号，那手续费可就不是十块、八块了，企业挣钱不是这个挣法啊？！”

　　记者先后咨询了市移动公司和市联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变更亲情号码需要交纳手续费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受固定电话升位的影响而变更号码的情况则比较特殊。升位是政府行为，而不是企业行为，此种号码变更是否收费由政府部门决定。由于目前两家公司都没有收到相关的通知，所以收不收手续费现在还不好说。

　　当日下午，记者又联系到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固定号码升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距电话升位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相关事宜正在加紧研究，届时将会给消费者一个明确的答复。

　　相关链接 市长电话“四部曲”

　　初期：“吃”成了大问题

　　1985年郑州市市长电话刚刚开通的时候，吴福民就是市长电话室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3年。虽然吴福民现已升任郑州市政府主管城市建设的副秘书长，但他对市长电话这一政府、百姓的“连心桥”一往情深。

　　吴福民说，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状态，油、布等很多商品还要凭票供应，老百姓反映的大多是身边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以吃、用为主。反映市民出行的公交、出租车的问题也有，但非常少，比较多的是反映家属院停水、停电，需要政府协调处理的问题多涉及居民个人生活。

　　中期：解决燃气供应

　　市政府办公厅督察室主任任进书也曾在市长电话室工作过。

　　他说，有段时间市长电话不断反映天然气供气不足，这一直牵动着市长的心。1989年春节前夕，胡树俭特意来到给郑州供气的中原油田，趁给油田的干部职工贺新年的契机，请求油田增加对郑州的供气量，最终解决了郑州市燃气供应不足的问题。

　　1989年，停水、停电反映比较厉害。在市长电话的督促下，水、电、气、暖、公交等职能部门纷纷成立了“立刻办”，使协调处理突发事件的速度、质量都大大提高。

　　现在：织成网走出去

　　2002年，龙同胜出任市长电话室主任。昨天，龙同胜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上任伊始，他便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走出机关大院，发挥市长电话‘龙头’作用，把市区现有的便民服务‘立刻办’组织起来，变被动为主动，更直接、更贴近地为郑州老百姓服务？”

　　市长电话室在全国创造性提出：把便民服务的热线单位织成网。经过一年多的筹备，2003年7月17日，市长电话室召集各县(市、区)、市直热点部门、市级热点行业等40多家设有便民服务“热线”的单位，经过协商和部署，市长电话织成了便民服务的“大网”。

　　未来：参与政府决策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和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在市长电话中对城市问题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了。比如对城市的规划和建筑物、灯光、夜景照明设计等，有了更多的意见、建议。”

　　据吴福民介绍，百姓吃、穿、住、行、用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居民们便更加关注家门外的生活环境。这说明了居民对政府的要求有了变化：由反映家庭的、小范围的、衣食住行方面的小困难、小问题，到城市建设、城市品位到城市环境等大范围的大问题，这些，都不断影响着政府的决策。

　　政府决策的过程要直接或间接地听取市民心声，吸纳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特别是今年，政府承诺为老百姓办“十件实事”，而市长电话是征集市民意见的主要途径之一。征集一周后便收集了近300条群众意见、建议，其中许多意见和建议都已吸纳到今年政府承诺办理的“十件实事”中来了。

　　“以后政府的决策，都要通过市长电话广泛地收集群众的意见。”吴福民副秘书长说。

　　记者手记 不再“踢皮球”

　　整个活动中，记者发现了两个值得深思的现象。首先，市长电话台前的市民始终是最多的，现场秩序几乎失控。其次许多市民在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展台反映过问题之后，还要再向市长电话反映一遍。

　　难道这些问题只能找市长才能解决吗？当然不是。有些问题某些职能部门该办的不办，能办的拖着不办，短则一年半载，长则十年八年。群众对这些职能部门已经失去了信任，只好寻找职能部门的上级来解决问题。

　　市长电话就那么几条线路，就那么几个人在值守，如果政府职能部门都将问题推到市长电话那里，解决问题的时间只会拖得更久。

　　希望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都能换位思考，把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来尽心尽力办理，不“踢皮球”不推诿，办好群众的事情。本报记者 陈秀华 郑松波 李敬欣/文 首席记者 闫化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