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0年前，与我国台湾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有过一次座谈。他当时建议，祖国大陆应抓住私人财产制度和产权观念还不太成熟的时机，加紧进行城市改造和市政建设。否则，当人们的财产观念和财产法律制度比较健全以后，再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和拆旧建新就会困难重重，公共权利与私人权利的冲突将大大增加建设和改造的成本，甚至使之拖延或夭折。他还以台湾的例子作了说明。
的确，在大规模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建设拆迁问题已成为一个日渐突出的社会矛盾。一方面，建设拆迁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还不时会碰到恶意拖延、拒不合作的“钉子户”，随便搭个小厨房便漫天要价，建设开发屡屡受阻；另一方面，野蛮拆迁、肆意侵权，为开发商的暴利而滥用强制手段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既要保护财产所有者的财产权利，又要使正常的建设开发顺利进行，这里似乎有一个拆迁的两难：我们当然谴责野蛮拆迁，但有时候确实是个别私利膨胀的“钉子户”恶意妨碍正常的开发建设，二者如何区分？我们反对漫天要价、恶意妨碍拆迁的行为，但谁知道其中是不是有惟利是图的开发商肆意侵权、野蛮拆迁的行为在前？
在处理和解决拆迁两难的时候，一个重要问题是区分管理交易与市场交易、公共权利与私人权利，并在不同的交易中采取不同的原则。
在经济学看来，个人、组织与国家在财产权利上是平等的，任何主体都不能随意侵害其他主体的权利。我们的社会中长期缺乏私有财产观念，更缺乏私有财产权利与公共权利平等的观念，似乎任何组织都可以以任何名义凌驾于私人利益之上。现在，市场经济和财产观念深入人心，私人财产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甚至国家都不能以某种名义随意侵害个人财产。因此，在占用个人的土地、房屋和其他财产时，必须征得所有者的同意并得到公正的（符合市场标准的）补偿。但是，经济活动中的交易并不都是市场交易，还有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国家（政府）是社会利益的代表，既然我们委托它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它就具有为公共利益而行事的权力，甚至行使强制力的权力，而不需要任何一项具体行动都征得所有社会成员的同意。这时，政府与个人的交易就是管理交易而非平等谈判的市场交易。当然，这样做必须是为了有效率地提供公共产品，而不能假公济私，塞进政府官员个人的私货。由此看来，政府为了修桥铺路，建设机场码头，兴建体育馆、大剧院、图书馆等文体设施，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等而进行的活动，当其涉及个人财产权利的时候，政府应当具有最后的强制力。
由上可见，现实中遇到的拆迁问题，实际上可分为两种情况。当拆迁主体是国家（政府及其授权机构），所从事的是提供公共产品一类的活动时，在按公平原则和市场准则提供补偿的前提下，政府享有某种形式的权威和强制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共利益得以维护。以牺牲个人的小利益来谋求公众的大福利，这是符合经济原则的。然而，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比较少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拆迁主体是经济单位（开发商），拆迁是为了牟利，此时通行的应该是市场原则，即平等协商、公平交易原则。可以设想，只要开发商提供的补偿足够高，超过了拆迁物的市场价值，被拆迁者不可能不接受更大的价值（当然，还要考虑到机会成本。有些被拆迁者不愿意接受看似较高的补偿，实际上是想获得机会成本的补偿）。如果被拆迁者要价太高，开发商则可以修改设计，甚至放弃开发。只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总可以找到双赢的方案。假如平等谈判最终不能达成交易，则表明在此时此地的开发项目不具备经济上的合理性。进而言之，即使因采用市场交易原则而损失了某些市场机会和经济利益，也是值得的。因为，这时收获的是对财产权利和市场原则的尊重，这当然大大高于短期的市场利益。
《人民日报》 (2005年02月18日 第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