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放”：“禁”与“解禁”的摇摆

　　交流缘由

　　2005年的春节，河南郑州解除多年施行的鞭炮禁放令，人们终于又找回了过年的喜庆。但从农历腊月三十（2月8日）到2月15日，郑州急救中心每天都要接到140多起求助电话，燃放烟花鞭炮致伤占2％～3％，甚至有儿童被爆竹炸死。这种现象在各个解禁城市屡见不鲜。

　　据有关部门统计，10多年来，我国共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深圳、福州、南京、长沙、苏州等282个城市禁放烟花爆竹。但近年来，保留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的传统以增加节日气氛的呼声越来越高，哈尔滨、成都、杭州、济南等城市市区内禁放烟花爆竹的政策有所松动，由原来的全面禁止调整为指定地点、指定时间的限制燃放。现已有106个城市在实施禁放后重新有限开禁。不知哪个城市将成为第107个？

　　禁放鞭炮，每年春节翻开报纸，都可以发现这个话题占据了主要版面。有好事者“指手画脚”：支持者坚持“禁放”好，不“禁放”不足以终结烟花爆竹造成的灾难；反对者说，“禁放”忽视了民意，一条禁令无法抵抗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俗；中立者则认为，“禁放”初衷虽好，但其本身存在缺陷，应该加以改正，施行所谓的“有限禁止”或“鞭炮分级”。

　　不知在禁放与解禁的十字路口，我们还要徘徊多久？

　　--编者

　　李嘉全

　　“爆竹声中一岁除”，没有了爆竹声，就没有了热闹感，少了几许喜庆气氛的除夕夜与平常一个节假日相比又有多大区别呢？这种“因噎废食”似的禁放，效果却不理想。

　　禁放令年复一年面临挑战的境况，促使一些禁放鞭炮的城市开始顺应民意，解除禁令，实行有限制放开。据统计，全国曾经采取禁放政策的城市有280多个，现在已经解禁或部分解禁的有100多个，上海、青岛、杭州、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已由完全禁放改为允许有限制的燃放。从禁放到有限燃放，不仅是对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政府人性化行政的体现。这种尊重民意，体现民情的做法与其说是与时俱进，不如说是回归传统。因为，燃放鞭炮只能限制而不应该严禁。

　　古人焚竹发声，名曰“爆竹”。爆竹的原意在于惊惮和驱逐恶鬼。《荆楚岁时记》中记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魈恶鬼。”作为中国的“国粹”，人们在春节里（尤其是除夕之夜）燃放鞭炮以图吉利和表示喜庆，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

　　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280多个城市纷纷出台“红头文件”禁放烟花爆竹。“红头文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但从此也让“年味”开始变得“淡而无味”了。“爆竹声中一岁除”，没有了爆竹声，就没有了热闹感。这种“因噎废食”似的禁放，效果却不理想。就是在严格禁放的北京城，违禁者依然甘愿冒着被拘被罚的风险，为的就是“吉祥”二字。

　　燃放鞭炮虽不能代表所有文化传统，其背后却隐藏着某种精神。春节亲友聚会、舞龙、放爆竹、贴春联本是春节的最传统形式。然而这种传统春节最主要的形式却要在“禁放令”前望而却步，春节还有多少特色和内涵？没有传统意味的春节已不再受青少年的欢迎，相反，非传统的西方圣诞节却备受青睐，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迷失，不能不说是中华民俗文化的悲哀。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发生冲突的时候，继承创新、疏而不堵、和谐发展也许就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强盛之道吧！

　　冯磊

　　燃放烟花爆竹是一种民俗，但是民俗本身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民俗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意识到某种风俗的危害之后，改变这种民俗是必然的事情。而烟花爆竹的禁放也是如此。

　　据报道，在“小年”（2月1日）一天，由于鞭炮的大量燃放，5个小时内，济南市的空气污染加重，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浓度上升趋势明显。而安徽各城市从2004年开始松动“禁放鞭炮”政策以后，因鞭炮引发的事故层出不穷：合肥地区最大的烟花爆竹加工地肥东县梁园镇，在新年前后发生各种大小爆炸数十起，死伤20多人；无为县石涧镇在春节来临之前，面积两万多平方米的大型鞭炮加工厂因为一个小火星而飞上了天，3名现场操作工人“灰飞烟灭”。

　　通过上述报道我们可以看到，鞭炮开禁远非我们所说的热热闹闹过年那么简单。

　　各地的争论中，赞成烟花爆竹开禁的多数是一些学者和普通民众。他们所持的观点，无非是作为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应该得到尊重，燃放烟花爆竹作为一种传统节目应该得到认可。但仔细审视这些观点，笔者却发现，很少有人考虑开禁的负面作用，只认为“禁放”应给民俗让步。

　　的确，燃放烟花爆竹是一种民俗，但是民俗本身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以裹小脚为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裹脚的历史不可谓不长，甚至大学者辜鸿铭在清朝灭亡后仍然坚持裹脚为美。但是，今天国内没有人再裹脚了。因为，公众已经意识到，追求小脚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审美”观念，这种怪诞的审美是建立在对人类本身的伤害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对妇女歧视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民俗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意识到某种风俗的危害之后，改变这种民俗是必然的事情。而烟花爆竹的禁放也是如此。

　　在面对传统民俗的时候，针对危害社会人身和财产安全较大的风俗习惯，公众应该保持理性而不是冲动，应该追求平安而不是盲目从众。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为了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让我们把禁放坚持到底。

　　石飞

　　倘若当初众多城市在决意用法律之剑斩断根深蒂固的民俗之前，能够先考察、听证，对有关管理部门少一些偏向，对社情民意多一些关注，也许就不致于翻“先‘禁’后‘放’”的法律“烧饼”了。

　　春节虽过，人们依然关心“禁放”话题。燃放烟花爆竹，“禁”还是“放”？笔者认为，这个话题涉及文化传统、社情民意，难以用法律形式一禁了之。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全国先后有282个城市结束了“鞭炮除旧岁”的传统。但近年来，又在不约而同中，这些城市又争相“解禁”，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春节已有106个城市恢复了爆竹的喧闹。剖析一下这些城市“‘禁’而又‘放’”的轨迹，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示。

　　启示一：有悖民意的法规，必然遭遇尴尬。燃放烟花爆竹尽管弊端不少，但它毕竟是国民数千年文化习俗，源远流长，民情笃深，不是一纸禁令要根绝就能根绝的。在实施“一刀切禁放令”的城市中，无一不存在“禁而不止”、“罚不胜罚”的现象，以致法规“四面楚歌”，“形同虚设”。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尊严。另外，先“禁”后“放”，虽说是“顺应民意”之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立法的随意性，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启示二：避免法律“瘸腿”的关键，在于民众参与立法。不少城市在修改“禁放令”、实施“有限解禁”的时候，运用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民众意见，让民众参与立法，可谓“吃一堑长一智”。倘若当初众多城市在决意用法律之剑斩断根深蒂固的民俗之前，能够先考察、听证，对有关管理部门少一些偏向，对社情民意多一些关注，也许就不致于轻率地颁布片面的毫无变通的“禁放令”，也就不致于翻“先‘禁’后‘放’”的法律“烧饼”了。

　　启示三：认真总结立法失误的教训，对于加强法制建设大有益处。在燃放烟花爆竹问题上，目前媒体的宣传口径有点近乎滑稽，“禁”也正确，“放”也正确，似乎地方政府和立法机构毫无失误。笔者以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说以往“禁放”对了，就不存在后来的“解禁”。既然现在“放开”了，那就说明过去“一刀切”不够妥当。过去是偏重管理，忽视民意，“关门”立法，而今是引入民众参与立法的机制。两相比较，立法的失误昭昭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