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投票反对克隆人禁令

　　2月18日，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通过一项政治宣言：要求各国禁止有违人类尊严的任何形式的克隆人。我国投了反对票。

　　对于宣言，是否允许治疗性克隆是各方争论的焦点。一方认为，禁令既涵盖了生殖性克隆，也包括了治疗性克隆。另一方则认为，宣言仍给了允许治疗性克隆研究空间。

　　中方表示说，中国代表团之所以对宣言投反对票，是因为宣言的表述非常含混不清，宣言提到的禁止可能会被误解为也涵盖治疗性克隆研究，这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

　　针对围绕宣言的各方争论，以及我国投出的反对票。昨日，记者对有关专家进行了采访。

　　何祚庥：治疗性克隆不违背人权

　　“支持治疗性克隆决不是对人权的违背。”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认为，“治疗性克隆”的两种不同认知来源于两种不同的人权观点。

　　2002年，何祚庥在媒体发表文章主张“谨慎支持克隆人研究”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反对者认为：治疗性克隆首先要克隆一个人类胚胎细胞，即无性生殖的受精卵，受精卵是活体，是有生命的人，其人权应该受到保障。

　　“‘治疗性克隆”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人类胚胎与病人利益的冲突问题，首先是‘人’的定义问题。”何祚庥认为：在“人”产生的坐标系上，神经系统的出现应该是“人”的原点，只有在大脑、神经系统产生后，生物意义上的“人”才真正出现。一个单个的受精卵没有感觉功能，也没有神经系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为了保护一个不是“人”的人权，而不顾千千万万通过治疗性克隆可以治愈的患者的权利，是不利于社会的进步的。

　　何祚庥认为，支持“治疗性克隆”和我国对待堕胎的态度是一致的。在胎儿很小的时候，为了保护孕妇的权利，可以堕胎。而在胎儿发育较大的时候，为了保护胎儿的权利则不能堕胎。

　　治疗性克隆符合保护人的生命原则

　　昨天下午，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段恩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科院动物所从事的是动物和家畜克隆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虽然有几批克隆牛问世，但由于克隆效率还比较低，目前还有很多基础科学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段恩奎说，生殖性克隆是伦理学所不允许的，目前有极个别国家的专家宣称在某些私营公司的资助下进行研究，但是并没有在正式学术期刊发表过任何相关工作。至于治疗性克隆，我国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以人为本，以保护人的生命为本。治疗性克隆符合保护人的生命原则。当然，这当中也有严格的伦理原则限制和相关的法规约束。而且，有关部门在医疗性克隆的研究上管理也非常严格，实验室要进行严格的审批才能进行此类实验，而且还将接受多次检查。

　　“治疗性克隆可克服免疫排斥这一难题，这是有别于异体器官移植的优势所在”，段恩奎说。

　　反对克隆人的惟一理据应该是现有克隆技术的不成熟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伦理学博士后李隼认为，在治疗性克隆这一问题上，国际社会在伦理态度上形成了两大阵营，其实，从纯粹伦理学角度来看，反对生殖性克隆和赞成治疗性克隆本身就有冲突。

　　李隼认为，人权不是反对克隆人的理由。他说，“胚胎有没有人权，如何界定呢？目前国际上认可的是治疗性克隆的胚胎不能超过受精后14天，这时的胚胎还只是细胞团，没有发育成多细胞个体，因此，不被看作道德主体。但是，14天的伦理时限依据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多大的胚胎才有人权”这个问题的回答，争议极大。

　　在治疗性克隆的问题上，支持方和反对方其实都没有找到非常过硬的伦理依据。李隼认为，反对克隆人的唯一理据只能是技术不成熟。（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