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首席经济学家 高小勇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前世贸组织副主席保罗-亨利·拉维耶，是上海市政府世贸组织问题的特别顾问，这是我上月才知道的消息。我看了他今年初写的一篇文章，觉得上海人请的这位顾问很“特别”——脑子清醒。爱谈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很多，其中不少人是很蠢的。
这位专家不同意现在应该集中精力来保护农村和农业的说法。尤其是中国等亚洲国家。他反驳得很尖刻：如果欧洲在1750年时走了这条路，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子？采野果还是放羊？都不是，因为我们早就饿死了。他说，世界上还有12亿人日收入不足1美元，他们大多是亚洲、黑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农民。他们的未来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和工厂。150年前的欧洲、美国以及紧随其后的日本也经历过由村镇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而这种过渡的关键就是农业人口外流。
这位顾问的思想很深刻，他认为土地无法养活它的全部子民。农业生产不是田园诗，它让人疲惫不堪且收入不稳定，随着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大，它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的农民起义可以印证这位顾问的看法。我向来觉得，通常，一种社会矛盾的爆发并不是因为一部分人特别坏，而是由于某种经济的剩余产品不够多。农业经济不能派生出复杂多样的需求和分工，至多就是出现些铁匠，骟猪骟鸡之类市场半径很小的分工。科举多些人中举做官，这种经济都很吃力。想想清末废除科举的背景，洪秀全中不了举当不了官，干脆就造反了。只不过破坏旧秩序的人，行动时不大说自己没得到多少社会剩余，而是说有部分人特别坏。总之，农民经济一遇上人口增加，以及其它一些自然灾害等不测风云发生，就犹如雪上加霜，说明这种经济的承载能力实在太小。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每次起义的背景。
我到浙江一些地方也发现，那里也有占用农民土地的事情发生，但却没有像许多内地那样出现风波。为什么呢？这里农民已大多不靠土地吃饭，市场自发的工业革命开拓出的市场半径，不光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还能容纳很多外地的就业需求。
据这位顾问介绍，像1830年至1880年间的欧洲一样，各国农村人口数量正在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这不仅有利于农业人口的增收，还能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储备。每年农业人口减少1%，城市人口增加1%，这个数字既少又多。因为在中国，1%意味着1250万；在印度，1%意味着1000万。在过去的25年间，已经有2亿中国人离开了农村。
不过，他也告诫说，认为如今的工业已无力消化农村外流人口的观点是错误的。只要中国和印度不单纯注重高科技，而是着眼于自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领域——有些领域始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中国如今3比7的城乡人口比例，在经过两代人之后将会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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