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创建学习型城市，迄今已有5年，走势十分喜人。然而，学习型城市从“形似”到“神似”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关键是要把握它的主旨与真谛。
“学习速度<变化速度=死亡（即淘汰之意）。”美国学者彼得·圣吉这一警言，比千言万语更能透视学习型组织的起源与动因。从上世纪60年代起，正由于人类进入了科技迅猛发展、知识急剧更新的信息时代，才催生了终身学习、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的世界性浪
潮；也由于以知识生产、传播和转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将要取代农业、工业经济，才唤起人们对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关注与追求。认清这一大势，可使我们领悟到：这场“哥白尼式的学习革命”，它应注重学习方法与手段的突破，而不是学习自身。创建学习型城市（即城市形态的学习化社会）的根本目标，就上海而言，就是旨在为建成四个中心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创新能力。把握了学习型城市的这一根本目标，就是把握了它的主旨和真谛。
学习型城市的功能、原理，最本质的一条即是提升城市群体的学习力。何为学习力？它是学习总量、流量和增量的综合效应，表现为：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从外部世界中学到新知识、获取新信息；能从团体学习中改善思维方式，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能以最好方法、最佳途径将学到的新知识、新技能运用于实践并取得最大成效。经验表明，提升城市群体的学习力，最能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当今世界一批富可敌国、极具竞争力的著名跨国公司，诸如GE公司、微软公司、沃尔玛公司等无一例外都是创建成功的学习型组织，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佐证。现在，上海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其综合竞争力已位于全国十大城市之首；按国家战略总体要求，上海要增强的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综合竞争力，而是国际竞争力，即是将要在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金融环境、基础设施、科技开发和市民素质等要素上，把竞争的主要对手转向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国际大都市。鉴于上海发展目前还处在投资推动向创新推动的过渡时期，创新的苗子已具备了，如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地区总部大量搬迁上海，这在全国是领先的，但“人人都想创新”的机制还较欠缺，原创性的核心技术并不多，本国企业研发能力还不强。因此，上海创建学习型城市，首先要通过企业、科研、教育机构创建学习型组织，冲破“复制有余、创新不足”的传统束缚，全面提高它们在科教兴市主战场上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把学习力转化为自主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
学习型城市，实质上就是培养城市群体创新能力的大学校、大熔炉。坚持终身学习，依托终身教育体系，不仅有利城市群体的知识更新、能力冒尖，而且通过营造有利人才成长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吸引和集聚人才精英。历史上，美国对英国、日本对美国、韩国对欧洲三次成功的经济追赶，都伴随着人才资源的追赶，可见后者是前者的先导。创建学习型城市有个普及与提高、一般与重点的关系。我们既要通过学习型家庭、社区，把千百万市民组织起来学习，以全面提高他们受教育年限、道德水准、精神风貌以及国际化水平，保证城市发展有一个广泛而深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又要重点在大企业、科研、教育等机构创建学习型组织，致力于提高科研、教育、管理和技术部门的创新能力，促进创新人才的生长与发展，并尽快形成以我为主，以尖为主导，具有中外结合、专兼相容特点，使人才专业、特长、规格、分布与上海经济社会结构相协调配套的国际化人才高地。
创建学习型城市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学习型政府的创建及其领导指数高低。学习型党政机构，一方面要加强对学习型城市的组织领导，引导各类学习型组织摈弃维持型学习，倡导创造性学习（即应对变革及解决未来问题的团体学习法）；另一方面也要解决自身“知识恐慌”、“本领恐慌”的问题。毛主席曾精辟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纵深发展，现在干部队伍中的“本领恐慌”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显紧迫。克服这种恐慌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创建学习型党政机关中善于再学习、重新学习和终身学习，这样才能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并不断增强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
徐文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