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在文化产业中的定位

　　卜大炜

　　当前，文化产业正在逐步成为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作为建设先进音乐文化的主力军，也进入了产业化的进程，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其职责的外延大大地扩展了。如何保持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在民族文化表达中的主导性和话语权，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文化市场需要高端音乐艺术产品

　　近些年，世界级大师级音乐家在国内文化市场频频登场，来自音乐艺术发达国家的不同审美形式的重量级音乐产品蜂拥而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演艺市场的消费。同时也表明，国际演艺明星和经纪人已经开始进军中国的演出市场。

　　然而，这又说明，当前的文化市场需要高端的音乐艺术产品，说明国内音乐受众，也就是文化产品消费者消费标准的提升。当然，这种只有“巨星”有市场的现象表明当前的演出市场尚缺乏多层次的发展，是在不成熟的特定时期中的现象。这种欣赏时尚，这种规格的演出，挤压了本土音乐家和操作者的演出空间，令其处境窘迫。这样的受众欣赏倾向和求高求精的“亢奋”状态将在一段时期内存在，只有当受众的欣赏倾向进入了理性期，才能使演出市场真正地成熟起来，使各个层次的音乐产品都能在演出市场有其位置。在当前的市场局面中，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应该是高端音乐艺术产品的开发者和推广者。只有拥有了高端音乐表演艺术产品，才有市场的主导性和艺术表达的话语权。

　　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的主导作用

　　就其基本功能讲，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对社会音乐生活不仅有服务功能，同时还具有引导和促进的功能。从历史上看，许多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当年都是以高端艺术产品树立起威望的。他们的高水准演出在当年培养了无数观众和乐迷，使得高雅艺术在群众中生根。

　　从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的基本功能和“话语”地位讲，在今天文化产业大潮中，占领高端音乐产品市场是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的职责。代表现当代最先进艺术理念和创作理念的作品应由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承担制作和演出，并且对制作和演出都应有到位的投入，对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应有最大限度的再现。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推出的音乐产品，要有像《梁祝》、《黄河》这样的“华人经典”，使我们的“中国交响乐学派”和“中国歌剧学派”进入文化产业市场。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还应成为高端音乐艺术产品的“实验室”和“孵化器”，承担起推广高端实验成果，使成果投入应用和进入市场的任务。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应以此作为赢得观众和市场的优势。在演艺领域，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应该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引擎，是能带动各层次艺术产品消费的引擎。

　　“大众”和“小众”的辩证关系

　　当前，我们将文化领域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领域，但这两个领域的外延有时是相交的。在过去，我们只强调文化事业，只强调音乐艺术的教化作用，无论是普及行为还是提高行为，观众均属于“受动群体”；而在文化产业领域中，观众应该是，也应该培养为“主动群体”。

　　目前在经济生活中的弱势群体，由于缺乏主动的文化消费能力，便继续作为文化事业的消费群体，仍处于“受动消费”状态。但另一部分人群，也就是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未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将造就出的更多的中等收入阶层，这一阶层将是经济生活中的强势群体，他们大多为知识界、工商界及政界的精英人士。他们在事业成功之后，有消费歌剧、交响乐和民族传统音乐等高雅音乐艺术产品的趋向，成为主动购票的“theater－goer”，组成了剧场消费的主要群体，处于“主动消费”状态。他们可能只占音乐爱好者群体的百分之十，却是文化产业的主要消费群体。他们有引导消费舆论和消费方向的素质，能拉动消费需求，成为消费方向的坐标，进而带动高雅艺术在大众中的普及与提高。他们虽然是前面所提到的那“百分之十”，但往往在高端艺术产品的观众中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就是“大众”与“小众”的辩证关系。高端音乐艺术产品只有具备了对于这一群体的吸引力，票房才能成功。如果将本是针对受动消费群体的产品定位为针对主动消费群体的产品，或者本是针对主动消费群体的产品定位为针对受动消费群体的产品，其票房必定要失败。

　　受众的结构是变数，受众的审美取向也是变数。改革开放以后，观众的口味，大众的艺术品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演艺者的产品要能够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否则，创作出的所谓“针对大众”的作品将成为“鸡肋”。音乐艺术产品一定要有较高的品位，要有较高的艺术想象力，这样的作品才能进入市场，才能成功。当前较为严重的问题是许多音乐作品中这种“心理结构的缺失”。

　　在高端音乐艺术产品中，对于外来的异质文化形式产品的生产，应加大与外界交流的力度。在这方面，引进主要演员再配以国内的合唱团和乐团，在较短的周期内可以见效益。例如2001年故宫紫禁城的“三高”演唱会、2004年安德列·波切利的演唱会等项目，就以这样的制作方式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国家级院团应该扬长避短，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下大力完善提高具有高水平的合唱团和乐团的交流平台，使其成为一种产业化的硬件机制,制作出音乐精品。这对本土的歌剧及交响乐创作和演出也会有推动作用，进而使高雅艺术在广大群众中得到进一步的普及与提高。

　　如何使政府投资产生最大效益

　　当前，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在文化产业大潮中，需要应对诸多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又涉及到资金问题，资金又是与创作、制作紧密相连的。因此，在文化产业进程中，资金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社会资金流向严肃音乐的投资机制。

　　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院团担负着传承祖国音乐艺术，借鉴外来音乐艺术，发展和提高国家音乐艺术水准，普及音乐娱乐群众的使命，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净化社会艺术环境及宣传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这是这些院团在建立之日起就应担负的重任，甚至就是初衷。因此，国家对这些乐团的资金支持应该占主要部分。这些团体当前的优势是集中了国内优秀的创作和表演人才，尤其是严肃音乐领域的人才。当前国内的演艺市场发育得还不充分，某些层次的市场还处于概念中，一些严肃音乐的表演，处于“叫好不叫座”或是“有行无市”的状况，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还不能马上完全进入市场轨道。因此，它们目前主要还要靠政府的投资。而从欧洲对严肃音乐的投资机制看，政府的投资同样可以在文化产业中产生经济的和社会的最大效应。

　　发达国家对艺术事业的投资有两种模式，一为美国式的，另一为欧洲式的。美国推行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对艺术的投资捐赠有减免税的政策。美国通过各类基金会对公益事业的捐助达年6700多亿美元，占到美国GDP的9％，这样，通过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严肃音乐表演艺术团体可以得到相当的资金来源。在欧洲，政府对艺术的投资占据音乐表演艺术团体经费来源的主渠道，那里的交响乐团和歌剧院的人均拥有量要远远高于美国，艺术在群众中的普及规模也远远高于美国。欧洲国家对音乐团体的投资模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当前历史阶段中，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使公益事业的职能的。中国目前共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仅占到我国GDP的1％，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从这一渠道得到的资金极为有限，因此这些团体只能通过在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中获得资金，也就是从政府的拨款中获得。这种再分配方式还将存在于一个历史时期内。

　　当前我国的艺术领域也已经大致形成了这样的格局：严肃音乐的团体多隶属于政府，许多流行音乐的从业者都是能在市场中自我生存的个体。因此，当前的命题是，如何在以国家投资为主、政府资金不可缺失的情况下，将资金所起的“统包”生存的消极被动作用，转化为以提高社会效益和艺术水准为目的的积极主导作用，将资金的维系功能变为导向功能，也就是集中资金，打造先进文化的高端产品，使资金在文化产业大潮中获得最大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可以首先进入文化产业大市场的边缘，例如推出跨界艺术形式、普及形式和以这类形式为基础的“集团消费”产品———为特定集团性消费对象专门制作的产品，来取得社会投资，以弥补资金上的缺口。“集团消费”在当前的文化产业中占有较为稳固的市场份额，是与高端音乐产品市场互补的市场份额，也是吸引投资的快捷方式，是当前社会经济形态中需要我们大力开发的市场。一些高端制作的非商业性演出，在文化事业领域中有着不可或缺的推广作用。市场的培育离不开文化事业的推广，文化事业的推广反过来又能促进市场的发育，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进程。今天的文化事业份额，或许就是明天文化产业的效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着交融性、互补性和相互依赖性。

　　在文化产业中，我们应严格区分商业化的音乐产品和音乐化的商业产品。国家级音乐表演艺术团体无疑应向社会提供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作者为音乐评论家、翻译家、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中提琴演奏家。撰写过大量音乐评论文章和音乐译文在权威报刊发表，为央视音乐频道撰稿，出版有译著《索尔蒂回忆录》、《斯特恩回忆录》等。）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