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后一名中国籍“慰安妇”辞世 明天谁来为历史作证

　　她走了，心愿未了

　　2月20日上午10点15分，96岁高龄的朱巧妹，带着未了的心愿走完了她艰苦的一生。此前，朱巧妹老人是上海已知惟一健在的中国籍原“慰安妇”，也是国内年纪最大的原“慰安妇”。

　　在已知的原“慰安妇”中，上海一共有5位。除朱巧妹老人外，目前只有两位朝鲜籍老人健在，其他两名中国籍老人已先后于2002年和2004年去世。

　　在崇明庙镇剧场街上，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子，我们来到了老人生前居住的地方。一间简陋的砖瓦房，20平方米左右，里面除了一张床外还有两张八仙桌。一张桌上摆着老人的灵位和一些祭奠老人用的水果、糖。另一张八仙桌上放着老人生前的衣物。来送老人的邻居挤满了房间。

　　一袭黑色呢子大衣，红裤红鞋，蓝围巾，朱巧妹老人就这样安详地走了。老人今年已是96岁高龄，辞世时除远在沈阳的大儿子没有在身边，其他的儿孙都在。按理说，老人应该是走得无牵无挂，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朱巧妹老人是带着一个未了心愿走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走得不清不白”，她希望法院能还她一个清白，让她死也死得瞑目。

　　告诉法官还我一个清白

　　“我同你讲，你今后告诉法官，告诉他们我的遭遇，还我一个清白！”这是近几年朱巧妹老人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从大年初五开始，老人已经不能说话，意识也有些模糊，但是还是会抓着晚辈的手，想要说点什么。“她还有个心愿未了，想法院还她个清白。”老人的儿子周鑫告诉记者，老人走的时候意识已经有些模糊，基本不能讲话，耳朵也已听不见，但是透过她的眼睛还是能看出她还有心愿未了。

　　当提及老人曾是“慰安妇”的往事，邻里们都表示了宽容和理智。“那不是她的错，全是日本侵略者坏，没人性！”71岁的朱允芳老人气愤地说。自从老人的往事被公开后，镇里的人都议论纷纷，大多数人都对老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20万与60个的巨大反差

　　“慰安妇”这个词语意味着“耻辱”。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并且首先从上海开始实行慰安妇制度。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虹口指定了4个“慰安所”，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慰安所”。

　　当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在那里经历了她们人生中最屈辱的生活，而目前我们已查找到的仅仅是60位左右。现在，她们已经八九十岁，风烛残年，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因为曾经遭受性暴力，她们大多无法生育，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相当拮据。

　　活下去的意义就是人证

　　目前我国惟一从事慰安妇研究工作的机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只能为她们提供少得可怜的帮助，那就是每个月给每位受害者100元的生活费。这笔钱来自于海内外的捐款，如果捐款用尽，每个月那100元的帮助也将中断。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对日诉讼尚未有一起胜诉“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日本法院和日本政府却不愿承认，这让人不能接受。”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国人应当更多关注这些曾被伤害的老人，她们曾经受到巨大伤害，让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证明那段屈辱的历史。

　　这些年来，二战时期“慰安妇”幸存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日本的诉讼，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起胜诉。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二战时期遭受折磨的妇女一个个地离我们而去。这不能不让我们为整个慰安妇群体现状产生担忧。

　　公证期间20多位老人先后去世

　　2000年我国举办了第一个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国际研讨活动，2001年国内首次为慰安妇做了法律公证，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对上海、海南、武汉、湖南4个省市的十几位老人的遭遇进行了公证，这其中也包括刚刚去世的朱巧妹老人。

　　她们讲述了自己的个人遭遇，比如被日本军队在崇明岛的驻军强迫做慰安妇、为他们做性奴隶、被日本军队性奴役，这些事实，她们的亲身经历，通过口述的方式，已成为公证文书并将作为重要的证据保存下来。

　　但是进行公证的人数只是冰山一角，并且就在公证工作艰难进行的同时，又有20多位老人先后去世了，目前掌握的幸存者人数仅仅是39人。

　　现在因为经费的问题，为慰安妇进行公证这项工作已经被迫搁浅，而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一旦一一离世，明天谁又能为历史作证呢？

　　不只是慰安妇问题

　　从1993年开始，苏智良已经进行了12年的慰安妇问题研究，走访了国内数十位慰安妇幸存者。目前，他正带领60多位特邀义务研究员在全国进行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取证工作。但在目前的工作中，他却遇到了问题。

　　苏智良(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这个问题是如何永久地保留证据，我在2001年、2002年就开始请国家公证处、法律公证处对这些老人的受害事实予以法律公证，永久地保全证据，比如说刚刚去世的朱巧妹和其他的已经去世的老人我们都做了，但是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在海南，在湖南，在武汉等地都做了一些，但是没有全部做，为什么呢，就是缺少资金和人手，有些地方是公证处不肯免费，一定坚持要收费用，有些地方是山区，要车子接送，还要吃饭等等，所以有的地方一个人公证下来要两三千元人民币，甚至更多，由于资金的关系，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这项工作。

　　上海最后一名中国籍原“慰安妇”朱巧妹老人的辞世，意味着慰安妇研究工作又失去一个重要而有力的证据。不只是慰安妇群体，劳工、毒气弹、南京大屠杀等都存在同样的问题。算一算就可以知道，这些幸存者的平均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如何帮助这些战争受害者和历史见证者呢？记者采访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副组长康健。他从1995年就开始无偿为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打官司。先后参与了13起对日索赔诉讼案件。其中，2002年4月的福冈劳工索赔案和去年3月的新泻劳工索赔案都获得了一审胜诉。

　　康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副组长）：日本政府对这段历史还是一种暧昧，而且他的宗旨还是想否定，所以我们主张权利，这段历程也是非常难的，可能也是漫长的，作为中国国民，我认为首先我们应该关注这段事情，这段历史，也关注这些受害者，关注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另外就是我们也给他们，不仅是道义上的支持，也希望能给予全方位的帮助，因为他们身体都非常差，给医疗或者其他方面的帮助，他们活下来，实际对加害者就是威胁。

　　关于历史———我们应该记住的名字

　　刘面换：2004年12月15日，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一案在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出人意料的是，开庭不到1分钟，审判长就做出宣判，驳回了中国“慰安妇”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日本政府对此不负责任”和案件“已过诉讼时效”。9年的诉讼就这样草草终结，77岁的山西老人刘面换不禁老泪纵横。1995年8月，山西省盂县的刘面换等4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

　　侯冬娥：前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慰安妇之一。1994年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她的一生只有《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记下了这样一些片段：“她是村子里最受轻视的女人，大家不叫她真名，称她是‘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当笑话说。”“一个雨天，她重重摔倒在村口，因为嫌她‘不干净’，没人肯过去扶她。”

　　张纯如：美籍华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2004年11月自杀身亡。“我相信，如果不写这本书，她不会自杀。”她的一位朋友说，“1995年去旧金山开会时，认识了张纯如，那时她是一个特别阳光的女孩子，个子高高的，很漂亮，特别单纯。当时我就觉得，这么一个女孩子去写南京大屠杀，她受得了吗？结果……要知道，一天到晚接触那样的题材，人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而且这么多年她又一直是孤军奋战。我经常想，如果一个犹太作家写了这样的书，他一定会被同胞当成英雄，而我们，谁给过张纯如一点支持、鼓励？她回来了谁理过她？”

　　(中央电视台、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