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立昌
近来，某些专家学者呼吁青少年诵读“四书五经”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大概是他们觉得“世道浇漓，人心不古”，于是病笃乱投医，转而向孔老夫子讨救兵了。
实际上自民国以来，与“五四”文化先驱们的批儒反孔同步，尊孔读经的呼声几乎就
没有停息过。先是袁世凯通令全国恢复“尊孔读经”；“五四”高潮过后没几年，在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任上的章士钊又规定从小学四年级起要读经；军阀们也来凑热闹，张宗昌忙“祭孔”，孙传芳玩“投壶”；到了30年代中，蒋介石提倡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湘、粤当局又强令中小学生读经，接着来的是什么“文言复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等。文化人主张读经的动机虽不一定与权势者相同，但客观上却正中后者之下怀：儒道治民，稳固政权。多少志士仁人为此撰文揭露过批判过，请勿厌烦，再听一回鲁迅当年说的这席话吧：“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
孔子确实在学习教育、个人修养、待人处世等方面阐述过许多很精彩的思想，很切实的道理，仍是现代中国人立身行事的宝贵思想资源。然而，其核心思想，也是最为历朝权势者所看重并用来作为巩固其皇权专制统治基础的，还是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观。
要提高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固然可以读点圣贤书中的至理名言，但更要多读一些有助于培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中外好书。囫囵吞枣的读经，只会愚民，决不能治国。（《社会科学报》2.3吴立昌文）（来源：文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