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ThomasV．Fuentes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对余振东这样的腐败官员，我们会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本报以《美会遣返每一个中国外逃贪官》为题报道这一消息后，舆论反响十分强烈，当天的新闻网站几乎都转载了这条新闻，甚至有网站迅即推出“引渡杨秀珠渐露曙光”的新闻专题。
应该说，对于中国在全球合作框架下打击外逃贪官，联邦调查局官员的“遣返豪言
”，是继“成功缉捕贪官余振东”后的又一个好消息。
首先，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积极“示好”的态度，为中美执法部门的磋商与合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在合作打击外逃贪官方面，中方一直保持着与美方的接触与磋商，可由于两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太大，双方在接触中都感觉到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对话氛围不是很融洽，合作当然很难深入下去———而联邦调查局官员的此次“示好”起到了一定的润滑作用，有利于活跃双方的合作关系，并向政治层面推进。
其次，有利于在发达国家中形成示范效应。毋庸讳言，我国打击外逃贪官的跨国合作渠道很不畅通，与200多个国家尚无引渡协定，已签订引渡协定的19个国家中，无一是欧美发达国家，而我国的外逃贪官又大多逃到了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发达国家———如何打破这块坚冰，有着巨大国际影响力的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最重要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高官这番“遣返豪言”对那些已经或准备外逃的腐败分子，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对外逃犯罪分子来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绝对是铁一样的事实，法律永远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利剑。只要触犯了中国法律，不管犯罪嫌疑人逃到地球的哪个角落，一旦被发现，在日益完善的全球执法合作中，总会被缉拿归案。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联邦调查局官员这番“遣返豪言”中的外交辞令成分，明白“美国会遣返每一个外逃的中国贪官”与“每一个外逃美国的中国贪官不久将被遣返”之间，实际上隔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甚至连“引渡杨秀珠”也还要走很长的路，“曙光”远未显现。
实际上，早在去年4月21日，比这位国际执行局局长更高级别的官，应中国公安部邀请来华访问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就曾表示过类似的意思———虽然没有“美国会遣返每一个外逃的中国贪官”这番豪迈，但大体意思差不多，称“美国联邦调查局愿意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和执法人员交流方面与中国公安部进一步加强合作，协助中方将潜逃到美国的犯罪嫌疑人遣送回国。”———更多是停留在模糊的外交辞令和美好愿望的层面，不能误读为“实然判断”。
其实，Thomas局长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清楚，根据美国法律，关于两国之间签订引渡条约的事务，并不由联邦调查局决定，而是由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负责，最后形成法案，提交参众两院表决。那将是中美司法合作的最高平台，而且已经达到了政治层面———可见，遣返中国外逃贪官需要美国很多部门的参与和决策，联邦调查局的作为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要实现从“美国会遣返每一个外逃的中国贪官”到“每一个外逃美国的中国贪官被遣返”的转化，需要通过许多次的蹉商和谈判，才能跨过既有的法律障碍。
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看别人脸色行事”毕竟是无奈之举，打击腐败、打击贪官外逃的关键还在国内，在打击贪官和资金出逃方面，极有必要实施大幅度的关口前移，建立完善的预防体系，从金融、法律、行政等各领域建立“制度反腐”机制，阻止和减少贪官及犯罪商人外逃现象，尽量做到“治贪于国门之内”。作者：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