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这是一段浪漫史

　　他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之一。

　　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国人改变了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心理。

　　他八十高龄又回国创业并收获了新的爱情。

　　八十多年的岁月变迁，怎样塑造了物理学界的一代大师？

　　从物理学家到公众人物，他又怎样面对外界的批评和质疑？今晚，央视《面对面》，带您一起走进杨振宁的内心世界

　　高龄回国80岁能创新事业受朋友羡慕

　　清华大学专家公寓B栋，是杨振宁先生在北京的居所，从2003年11月回到国内，杨先生就一直住在这里，并把这里取名为“归根居”。回归祖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位八十多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屡屡制造新闻而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2005年1月25日，《面对面》栏目的记者来到这里，对处在新闻漩涡中的杨振宁进行了独家专访。

　　记者：你回国定居的决定，是怎么作出的？

　　杨振宁：我虽然在美国住了50多年，可是就像我的一个朋友所讲的，说杨振宁你血管里所流的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记者：但是您在美国功成名就，美国的生活您舍得离开吗？

　　杨振宁：假如15年以前，有许多在美国的东西在这儿买不着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改过来了。

　　翁杨忘年恋杨振宁说浪漫史很美丽

　　杨振宁所说的上帝给他的最后的礼物指的是他新婚的妻子翁帆，2004年12月24日，82岁的杨振宁和28岁的硕士生翁帆在广东汕头登记结婚。

　　记者：你好像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过翁帆？

　　杨振宁：没有。

　　记者：你介意说一说她吗？

　　杨振宁：你今天要谈？

　　记者：我们想问，当然大家非常关心。

　　杨振宁：你给我写的几条（提纲）上没有这一条。

　　记者：是，所以我们君子协定，我现在向你请求。

　　杨振宁：我想提一下可以，不必深谈。

　　记者：好像您这一次引起大家那么强烈的关注，就是因为你的婚事。

　　杨振宁：是。这个问题是我们预先想到了，我想大家觉得年龄差距这么大，是毕竟少有的，所以就发生兴趣了。不过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虽然有压力，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承受。我相信我们这次结合，最后大家会认为是绝对美好的。

　　记者：您不在乎吗？

　　杨振宁：当然翁帆跟我都有一点点在乎，不过我们觉得，我还记得我当时跟她说，我说不管现在别人怎么讲，过了三十年以后、四十年以后，大家一定认为我们结合是一个美丽的浪漫史。

　　记者：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希望杨先生幸福。能不能帮你的妻子说句话呢，她爱你什么呢？

　　杨振宁：我们没有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猜想，她觉得我这人是很纯、很真，我想这是她主要欣赏我的地方，这是我的猜想。

　　记者：其实很多的担心都是出于关心杨先生，您不担心翁小姐那么年轻，她把你给骗了。

　　杨振宁：是。我想是有人这样想，还有更多的人我想是不是觉得我做了不道德的事情，是我骗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事实上呢，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是想得很成熟的。

　　杨李之争我们没法再和好不想再讨论

　　在杨振宁的生命中，李政道是一个举足轻重不可回避的人物，从1946年开始，两个人的合作长达16年之久，并因“宇称不守恒理论”同获诺贝尔奖，被后世学者铭记，他俩的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然而，从1962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决裂，成为国际科学界以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记者：欧本海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杨振宁跟李政道并肩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草坪上，但是1962年之后，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

　　杨振宁：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根源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够解释的，更不是我今天应该在摄影机的面前所讨论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身后一定会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后，大家都会得到一个结论的。

　　记者：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你们俩和好。

　　杨振宁：对，这也是我现在决定，我公开地在生前不再在这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道理，是因为大家很显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们和好，可是我们没法再和好，所以在这情形，最好的就是不再讨论。

　　炮轰《易经》

　　中国只有归纳法没有演绎法

　　2004年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作了名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些人眼中，他甚至成了中华文明的离经叛道者。

　　记者：《易经》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作之一？

　　杨振宁：是。

　　记者：那么杨先生对《易经》开炮？

　　杨振宁：不不，对不起，这个话有点原则性的错误，因为我那个文章叫做《易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文章的80％是讲影响非常之大，而且是正面的。只有20％是讲它有负面的影响。那篇文章变得有名，是因有些人专看那20％。

　　记者：这个演讲是你长期研究必然的结果，还是说确实有一个灵感的显现、有冲动？

　　杨振宁：我在这方面去看了一些书，我看出一个别人从前不大注意的道理，就是中国没有推演法，从《易经》开始就没有推演法了，而且其方法跟推演法相反，这使得中国有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思维的方法，就是归纳法，认为这是惟一的思维方法。

　　获诺贝尔奖帮助国人改变不如人的看法

　　记者：杨先生，您说过您一生最大的贡献也许不是得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一个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看法，但是我们很想知道，您是讲的一种客气话呢，还是觉得真心的就这样认为。

　　杨振宁：我当然是真心这样觉得，不过我想比你刚才所讲的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你如果看20世纪初年、19世纪末年的文献，你就会了解到，20世纪初年中国的科学是多么落后，一些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有多么大的自卑感。我想1957年李政道跟我得到诺贝尔奖，为什么当时全世界的华人都非常高兴呢？我想了一下子，所以就讲了刚才你所讲的那句话。

　　拿中国绿卡祖国大事业里做自己小贡献

　　2004年11月初，就在一些人批评他对中华传统文化大逆不道的时候，杨振宁获得了在华永久居留证。

　　记者：为什么拿这张绿卡？

　　杨振宁：确实这个绿卡对于我的作用并不那么大，不过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的意义，我相信以后用这张绿卡的方法，中国可以吸引很多的优秀的人才来。

　　记者：您想用您的行动，来表明你对中国开放的这种支持？

　　杨振宁：这不是我的目的，不过可能是一个后果。假如说我1945年离开的中国是旧中国的话，假如我1971年回来所看见的是新中国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这个中国是一个新的新中国。在这个情形之下，我回来的心情是我要加入一个欣欣向荣、正在崛起而有非常好的前途的一个大的事业，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大事业里头，做一些我自己所能做的小贡献。